2003-01-28

[UPGRADE 韩国劳资文化]2-4.任何劳资制度都需制度框架 ①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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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0日,德国柏林附近波茨坦市的谈判会场。 德国公共服务业工会(VER.DI)与雇主代表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深夜马拉松式工资谈判。已谈判一个月的双方代表互下最后通牒,称若要避免自1992年以来10年间首次公共部门罢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美联社、法新社等主要通讯社连日向全球发出“德国面临战后最大罢工危机”的电讯。

但德国工会联盟(DGB)发言人汉斯·约阿希姆·沙贝多斯表示:“德国劳资谈判桌上总是很激烈,但走到罢工的情况极少。”他预计“公共部门也会通过对话找到折中点”。

似乎是为印证这一点,当天凌晨0时30分(当地时间),公共服务业工会主席弗兰克·布西尔斯克与雇主代表、内政部长奥托·席利各让一步,就工资最高上调4.4%达成协议。周边气氛也十分平静。只是偶尔能看到几块标语牌,既没有催泪瓦斯或暴力示威,也找不到紧握拳头高呼口号的人。最终当天的谈判再一次展示了德国在制度框架内以对话解决一切劳资矛盾的劳资文化现状,并就此落幕。

◇通过对话解决=事实上,在德国罢工难得一见。去年5月,DGB下属最大产业工会金属工会(IG Metall)在全国80个工厂发动了10万余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但这是自1930年以来70年间的首次罢工,仅13天就结束。去年6月德国建筑工会(IG Bau)的罢工也是二战以后的首次。当然,没有发生一起暴力行为。

汉斯·约阿希姆发言人断言:“罢工时殴打老板或占据工厂是无法想象的。”他表示“无论理由是什么,暴力行为对解决矛盾毫无帮助”。

据经济劳动部数据,1991年至2000年10年间,德国因罢工造成的劳动损失总日数仅为11天。这一水平远低于荷兰18天、法国77天、西班牙327天等西欧国家。当然,与每年发动三四次总罢工的韩国更是无法相比。

◇“罢工对劳动者也是损失”=这既有工会理性的因素,也因为罢工条件严格,且劳资双方都难免受损。例如规定工会在罢工投票中若赞成率未达75%以上就不能罢工。德国工会对缺乏广泛支持或含义模糊的议题也不会发动罢工。

这与韩国国内动辄以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引入、韩美驻军地位协定(SOFA)修订、教育改革等政治社会议题为由轻率发动总罢工,到最后只剩工会干部、不了了之的情形形成对照。

尤其是雇主方面既有对抗工会罢工、实行停工闭厂的法律权利,社会氛围也已形成。德国雇主协会(BDA)媒体事务局长乌韦·马祖哈表示:“即使在合法罢工时,雇主若关闭工厂就没有支付工资的义务。”他解释称“这是促使工会重回谈判桌的重要压力手段”。

罢工是工会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责任。德国经济劳动部劳动保护处专门委员拉尔夫·德布科夫斯基表示:“劳资双方之所以尽可能寻求妥协,是因为彼此对罢工造成的损失都太清楚了。”

◇提高生产率、公共利益优先=目前德国因东德统一的后续影响、高昂的人力成本、庞杂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当地相关人士一致指出,为提高生产率和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劳资合作”是摆脱萧条最有力的武器。

1995年,IG Metall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向政府和企业方提出了破格建议:“如果为解决失业问题而积极停止解雇并创造岗位,我们将接受实际工资冻结和劳动市场灵活化。”这就是所谓“为就业的劳资政联盟”。这一尝试当时以失败告终,但在现今施罗德社会民主党政府下,“新的第三次联盟”正在协商中。

尤其是2001年,大众汽车工会接受了公司方面以冻结工资换取额外招聘5000人的提议,令全世界震惊。沙贝多斯发言人说:“任何国家都没有失业率越高工会越有力量的情况。”他表示“若不考虑社会利益和失业者,长期而言就是在摧毁DGB存在的基础”。

此外,西门子、巴斯夫、大众、戴姆勒等德国大企业最近虽因业务结构调整实施了大规模裁员,但工会几乎没有展开“无条件反对斗争”的情况。 马祖哈局长表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从1991年的543万人增至2000年的885万人。”他称“劳动市场灵活化是时代潮流”。

那么德国给韩国的教训是什么?“要建立法律框架,使工资谈判、裁员等一切事项都能通过制度解决。此后劳资双方要明确认识到彼此的必要性并进行对话。”这是沙贝多斯发言人的建议。

[大众、宝马的案例] 劳资为最大限度减少裁员,就劳动时间灵活化等达成协议

德国劳资关系的优点最能体现的时刻,虽然有些矛盾,却是因经营危机而不得不裁员之时。因为即便涉及劳动者的生存权,也能通过“对话与妥协”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90年代大众汽车的雇佣调整是典型案例。该公司1993年底为突破全球汽车产业萧条,宣布到1995年将员工人数从10万3200人削减至7万1900人,减幅高达30%。

工会方面当然反对,称“绝对不能容忍”。对此公司方面提出: ▲今后两年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28.8小时) ▲劳动时间灵活化 ▲30岁以下未婚者(4万人)一年中只工作8至9个月 ▲高龄者分阶段缩短劳动时间等。

最终工会方面也以“两年内不因经营原因裁员”为条件接受了方案。虽然工资削减10%以上、劳动强度加大,但他们判断这比失去岗位更好。公司方面也顺利实现了削减人力成本的最初目标。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公司宣布裁员计划到达成最后妥协方案,仅用了两周时间。谈判也只进行了5次便结束。

BDA媒体事务局长乌韦·马祖哈表示:“大多数德国企业实行‘工资协约制度’,可在经营危机时下调工资,或在不上调工资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他称“通过这一制度,劳动者也获得了把解雇风险降到最低的好处”。

宝马也是如此。该公司目前运行着将裁员降到最低、同时将生产率最大化的制度。例如每周工作35小时的劳动者,若因参加子女学校活动等只工作了30小时,下周补上5小时即可。公司方面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津贴的情况下安排加班。

与韩国国内现代、起亚汽车即便车辆订单再积压,也因工会反对而无法将其他生产线的工人重新调配不同,弹性工作时间制在被称为“劳动者天堂”的德国却极为容易地实现。

其结果,宝马创下了连续41年盈利和18年无罢工的大纪录。公司方面也必定将部分利润以绩效奖金形式回馈工会成员,如2001年向全体员工支付了IG Metall所定绩效奖金(60%)两倍的120%。

宝马人事部门组长海克·米勒解释称:“这是因为经营者与工会相互信任,并努力为公司寻找最佳解决点才有可能。”她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市场若不具备灵活性(Flexibility)就无法生存”。

经济劳动部专门委员拉尔夫·德布科夫斯基也表示:“德国虽然人力成本高,但工会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走在前面,最重要的是没有罢工。”他称“众多外国投资者至今仍进驻德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产业层级谈判减少,企业单独谈判增加

“连我这个劳动法专家都没想到单独谈判增加到了这种程度。”

记者访问德国经济劳动部时,劳动保护处专门委员拉尔夫·德布科夫斯基先表示“德国产业工会体制已确立,因此单独谈判微不足道”,在记者反复要求确认后,他向其他部门查询,随后如此说道。

以韩国民主劳总等为中心,韩国国内设立产业工会的动向十分活跃。但恰恰在产业工会发源地德国,按企业签订团体协约的所谓“分权化”倾向正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并非由产业雇主团体与产业工会签订协议后适用于所有同类企业,而是由个别公司的经营层与产业工会就劳动条件达成协议的案例在增加。

据德国经济劳动部数据,产业层级谈判在1991年为4666件,占全部谈判的63%,而2001年减少至3394件,约占50%。相反,单独谈判的比重从1991年的37%(2750件)增至2001年的50%(3300余件)。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雇佣福利组组长崔成洙表示:“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竞争加剧,德国也认识到对生产率、营业利润等经营环境各异的企业适用统一的工资和雇佣标准并不合理。”他称“韩国国内工会迟迟才坚持产业层级谈判,是没有看清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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