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税与赠与税的完全概括主义已成为财界最为关注的事项。候任总统卢武铉在新年记者恳谈会上表示:“完全概括主义在宪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即使要创设宪法依据也会推行。”显示出引入该制度的强烈意志。财政经济部也通过向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的汇报明确表示:“法律咨询结果显示,不修改宪法,仅修订现行继承税与赠与税法也不会引发违宪争议”,“将推动年内立法”。 继承税与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是指即使税法未规定为课税对象,对任何形式的赠与或继承都一律课税的制度。这与仅对法律明文规定者课税的列举主义概念相反。税法上采用概括主义的税目以法人税为代表。法人净资产增加时,无论净资产增加的来源为何都予课税。相反,列举主义的代表性税目是所得税。利息、股息、不动产租赁、劳动等课税对象与范围均由法律明确规定。所谓不能对小偷偷来的物品征收所得税的笑谈,也源于列举主义所得税的特性。
◇继承税与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的引入背景=现行继承税与赠与税法采用的是概括主义与列举主义折中的“类型化概括主义”。即对于税法所列举的课税类型,或以与之类似的方式无偿取得经济利益的情形也予课税。现行税法将继承与赠与的课税类型定为14种。
政府通过2000年的税法修订(2001年实施)首次引入“类型化概括主义”。除了从他人处无偿取得财产的一般赠与之外,还将资本交易类型纳入视为赠与的“拟制赠与”。当时纳入的拟制赠与类型包括 ▲非上市股票的上市价差 ▲通过与特定法人交易实现的利益赠与 ▲可转换债券的承购 ▲不均等合并等共7种。
这是因为1997年三星会长李健熙的长子李在镕承购Samsung Electronics可转换债券(CB),继而在1999年承购三星集团SDS附新股认购权债券(BW)的过程中引发了变相赠与问题,于是通过修订税法,为对资本交易领域产生的所有利益征收赠与税确立依据。举例而言,假设某财阀二代用从父亲处受赠的500亿韩元资金购买了非上市关联公司股票。以往仅对500亿韩元课征赠与税,但随着类型化概括主义的引入,对非上市股票上市时的市价差额也可以课征赠与税。政府去年又将 ▲名义信托财产 ▲土地的无偿使用 ▲特殊关系人之间股票的高价、低价转让等7种类型追加为拟制赠与类型。
然而仅凭14种类型无法完全阻断变相赠与与继承。事实上,对类型化概括主义也有不少批评声音,认为其对财阀家族的变相赠与只是“事后应对”。完全概括主义的理念,就是构建即使不在税法中列举新型变相手法也能概括课税的体系。若引入完全概括主义,继承税与赠与税的课征要件将大幅强化,富裕阶层变相、脱法的继承与赠与将被阻断。即便引入完全概括主义,适用对象预计也只是极少数。税务专家指出,只有财阀级别才会涉及,一般高收入阶层仅凭现行的类型化概括主义就足以阻断变相继承与赠与。也有解读认为,继承税与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并非仅具有减少税收流失的消极意义,而是发挥阻止财阀变相财富与经营权世袭的制衡装置作用,因而是财阀改革的完成版。
◇违宪争议等副作用亦不少=完全概括主义可不拘继承与赠与的形态而课税,因此适合“实现租税正义与公平课税”。此外还有收入再分配效果。但它也具有与所有税目和税率均由法律规定的“租税法律主义”相冲突的双重性。也就是说,部分法律界与税务专家认为可能存在违宪争议。
此外,也有担忧认为税务当局的任意解释可能造成善意的受害者,甚至引发租税抵抗。税务当局同样可能因课税标准模糊而在征税行政上陷入混乱。据悉正因如此,政府在采用租税概括主义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对折中采用列举主义的日本模式较为青睐。日本在税法中以完全概括主义为前提,而在下位法令中规定具体课税类型,从而将税务当局裁量权的滥用与租税抵抗降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