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01

推进社会融合型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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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呼“工业化”,创造了“汉江奇迹”。对“民主化”的渴望,使韩国式民主开花结果。 然而其背后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分裂与对立。意识形态对立、劳资之间与地区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极端对立、集团利己主义的泛滥,都属于此。

强调国民统合与社会统合的声音自然日渐高涨。本次大选中,每位候选人都把国民统合作为旗帜。最终,国民统合的象征性人物当选,当选人在选举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承诺,要开启“七千万民族大统合时代”。

我们拥有统合的经验。世界杯时,全体国民曾体验在“欢喜之海”中融为一体,并能够怀有“梦想★会实现”的信念。

实现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我们,如果能达成国民统合,可望获得爆发性的成长能量。

社会统合、国民统合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业化与民主化的新进化,实现南北之间的和平定着,并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全球化”(不是美式全球化,而是多样化的全球化)的创造性主体。

要实现国民统合,首先必须有能让所有人产生共鸣的国民愿景。国民政府时期有克服外汇危机(IMF)这一当务之急的愿景,国民甚至发起捐金运动,共同参与危机的克服。

然而,结构调整逐渐不是按欧洲式的社会统合型,而是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型推进,致使社会分裂与矛盾被放大。

更何况,为实现社会统合,本应以民主的领导力、以“牺牲的轮替”方式推进,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不乏这样的一面:结构调整并非按权力核心(青瓦台)→政府→公营企业→大企业→中小企业的顺序,而是按相反顺序推进。

由此产生的反作用,也造成了似乎启动权威主义领导力的局面。加之结构调整方式并非经由内部的国民共识过程,而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国际金融资本从外部强加,再叠加人事偏重,使情况更加恶化。结构调整势必付出社会成本,就韩国而言,结构调整的成果相对也不算小。但社会分裂这一成本过于巨大。改革疲劳现象也因此来得很快。

因此,国民统合型的新起点,应从提出赢得国民共鸣的愿景开始,以民主的领导力,经过对方法与程序的民主共识过程,并以基于“再生的轮替”而令国民感动的连锁形式实现。政府应是保障依据透明规则(rule)进行公平竞赛的运营者与监督者。还需要为竞赛失败者建立“败者复活赛”体系,以及对无法参与竞赛者的社会救济体系。

其中的核心是社会统合型结构调整。所谓社会统合型结构调整,是指不追求美国式的股东(shareholder)资本主义,而是追求欧洲式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资本主义。可以说,它不是只强调劳动灵活性的结构调整,而是股东与劳动者、客户、供应商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总体柔性化模式。若用家族一词来表述,可以说它不是家族拥有企业的家族企业(family business),而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拥有家族般柔性的企业家族(business family)。

在此脉络下,总统当选人方面近期表示将为监督大股东或首席执行官(CEO)而推动增加外部董事,这一点需要重新考虑。

外部董事来自利益相关者之外,因而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具有局限性;形式上是客观的第三方,实际上却有很大风险成为大股东的私人爪牙。

相反,引入员工代表担任董事,不仅制衡功能大得多,而且能直接关联到社会统合。在这里也需要适用“牺牲的轮替”原则。

作为社会强者的企业如果主动表示接受员工担任外部董事(即表示先行牺牲),那么这不会仅止于单纯的牺牲,而会在企业内部引发连锁的感动,最终可直接带来竞争力的提升。

在新政府启航之际,我想在提议为社会统合而实行劳资合作型结构调整的同时,倡议“劳资三年休战宣言”。若能实现劳资三年休战宣言,将大幅促进外国长期投资,吸收失业者,使国家竞争力实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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