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2-31

推进社会融合型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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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高喊“工业化”,创造了“汉江奇迹”。对“民主化”的渴望,使韩国式民主开花结果。 然而不可否认,其背后也存在严重的分裂与对立。意识形态对立、劳资之间与地区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极端对立、集团利己主义的盛行,皆是如此。 于是强调国民融合与社会融合的声音自然高涨。本次大选中,各位候选人也都把国民融合作为旗帜。最终,象征国民融合的人物当选,当选人在选举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承诺要开启“七千万民族大融合时代”。 我们拥有融合的经验。世界杯期间,全体国民曾在“欢喜之海”中体验到融为一体,并能够坚信“梦★会实现”。 实现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我们,如果能达成国民融合,预计可以获得爆发性的增长能量。 社会融合与国民融合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业化与民主化的新演进,实现南北之间的和平定着,并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全球化”(不是美国式全球化,而是多元化的全球化)的创造性主体。 要实现国民融合,首先必须有人人都能共鸣的国民愿景。国民政府时期有克服外汇危机(IMF)这一当前愿景,国民甚至开展捐金运动,共同参与克服危机。 然而,结构调整逐渐不是按欧洲式的社会融合型、而是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型推进,社会分裂与矛盾因此被放大。 更何况,为了社会融合,本应以民主的领导力、以“牺牲的轮替”方式推进,却并未如此。也就是说,不能否认在某些方面,结构调整并非按权力核心(青瓦台)→政府→公营企业→大企业→中小企业的顺序,而是按相反顺序推进。 由此产生的反作用,也造成了仿佛启动权威主义领导力的局面。加之结构调整方式并非经由内部的国民共识过程,而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国际金融资本从外部强加,再叠加人事偏重,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结构调整必然要付出社会成本,就韩国而言,结构调整的成果相对也不算小。但社会分裂这一成本过于巨大。改革疲劳现象也因此来得很快。 因此,国民融合型的新起点,应从提出能获得国民共鸣的愿景开始,以民主的领导力经过对方法与程序的民主共识过程,形成依靠“牺牲的轮替”的国民感动连锁型模式。政府应是保障依据透明规则(rule)进行公平博弈的运营者与监督者。还需要为博弈失败者建立“败者复活赛”体系,以及为无力参与博弈者建立社会救济体系。 其中的核心是社会融合型结构调整。所谓社会融合型结构调整,指的不是像美国那样的股东(shareholder)资本主义,而是面向像欧洲那样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资本主义。它不是只强调劳动灵活性的结构调整,而可以说是股东与劳动者、客户、供应商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整体灵活化模式。若用家族一词来表述,那不是家族拥有企业的家族企业(family business),而可以说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家族般灵活性的企业家族(business family)。 在这一脉络下,总统当选人一方最近表示要为监督大股东或首席执行官(CEO)而推动增加外部董事,这一点有待重新考虑。 外部董事来自利益相关者之外,因“信息不对称”而在监督上存在局限,形式上是客观的第三方,实际上却有很大风险成为大股东的私人爪牙。 相反,引入员工代表担任董事,不仅制衡功能要大得多,还能直接关联到社会融合。这里同样需要适用“牺牲的轮替”原则。 作为社会强者的企业如果主动接纳员工担任外部董事(如果表示愿意先行牺牲),那么这不会止于单纯的牺牲,而会在企业内部产生连锁式的感动,最终可直接带来竞争力的提升。 在新政府启航之际,我想在提议劳资合作型结构调整的同时,倡议“劳资三年停战宣言”。若能实现劳资三年停战宣言,外国长期投资将大幅增加,并吸纳失业者,使国家竞争力实现飞跃。 /金泳浩(庆北大学教授、前产业资源部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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