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此次展现出惊人韧性的大选,我们对本国经济的未来重新获得了信心。自由的思维与富有活力的组织能力,让我们确认: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已源自不再受过往框架束缚的范式。 在全球化浪潮中,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正在多方面按自身方式构建体制。然而,要在延续经济活力的同时真正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必须克服若干结构性制约因素。因为危机之后结构调整的真正考验,恰恰是从危机被克服的现在才开始。 第一,必须研究应对收入阶层间不均衡加深的对策。全球化伴随着资本流动的自由,这意味着跨越国境的体制间差异化的集中与选择过程将进一步深化。 因此,对于在诸多方面体制整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好处只能是暂时的、偏向性的,并不可避免地带有副作用较大的特征。 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矛盾与社会成本的累积,很容易成为阻碍我们绝对需要的经常性结构调整的因素。 因此,应超越单纯支出层面的社会安全网建设,强化制度层面的支撑,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能力。 第二,应准备新产业政策,以化解暴露于开放之下的贸易品部门与较少暴露的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极为明显的冷热交替式经济,源于经济各部门未能均衡发展。 与金融部门脆弱性相互交织的实体部门失衡,不仅是经济波幅、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甚至是汇率不稳的根本原因。 日本与德国当前的困境,是偏重制造业的增长战略致使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扭曲和压制的结果。要维持经济的活力,就必须在区域内合作层面探索使投资流向得以均衡配置的通道。 第三,应提出对朝鲜问题现实且中长期的对策。我们应超越单纯援助层面,扮演使世界资本能够为朝鲜经济自立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作出贡献的窗口角色。 应尝试转变思路,把我们的结构性脆弱性作为区域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的一环加以运用。 因为一直扮演世界生产基地角色的周边通缩中心,由于区域内金融部门畸形的落后,已成为不仅威胁我们、也威胁全球宏观金融稳定基调的不安因素。 第四,应在金融、企业、公共、劳资及教育部门推进划时代的结构调整。不再对地区条件进行适用性检验、只拘泥于标准方案而自断需求基础的金融结构调整,必须予以摒弃。 财阀应摆脱既有的熟悉环境,通过自发结构调整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耗费巨额经济与社会成本却抹杀创造性的教育政策,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无法正当化。 重视多样选择机会与竞争原理的共识,应均衡地体现在此前因种种理由受到保护的各个部门。 第五,构建能够自行适应变化的体制,比任何政府对策都更有效率、更为优越。上述各部门并非仅靠政府周密的对策就能解决。 政府的作用在于营造自发的市场条件,使面临全球化的我国经济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创造性能力。在这一层面上,先进韩国应展现出把政策视野越过国境扩展到区域问题、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姿态。 第六,就公共资金或家庭负债问题等经济体系运行中出现问题的部分,有必要以结构调整而非直接政策来应对;在责任归属与强化市场纪律层面,则需通过法律与制度整备加以应对。 但若只把初期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当作议题加以渲染而不作制度改善,那么对我们真正应重视的部门也难以投入关注与努力。 今后我们能够自行开创富有活力的民间主导型经济新格局的希望,将使我们摆脱长期被增长至上主义所驯化的单一化思维方式,唤醒我们无限的潜力。 从现在起,已到了提高“增长质量”而非单纯提高数字上增长率的时候。 应以市场为中心整备整体经济体制,营造自发结构调整的成果能够均衡分配给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环境。 /崔公弼
document.write(ad_script1); ▲Top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