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农渔业方面的对外通商谈判能力亟待改善。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成立以来,涉及农渔业的通商谈判没有一项是成功的。 在与中国的大蒜谈判中,众多国民认为放弃紧急进口限制(保障措施)延长就是放弃主权,要求延长保障措施,但政府以担心贸易摩擦为由放弃了延长。 尽管仍有国会批准程序有待完成,但去年10月两国达成的韩智自由贸易协定(FTA),政府的处理最终也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牺牲了农业和农民。 1999年1月签订的韩日渔业协定也是如此。签订当时推算,1999年至2001年渔业产量减少额最多为2157亿韩元。但如果计入渔业产量减少额和相关产业损失额,该协定造成的损失规模达5368亿韩元。 加上韩中渔业协定带来的2668亿韩元损失,两项渔业协定共造成8036亿韩元的损失。若包括今年在内,预计渔业协定造成的损失将超过1万亿韩元。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有利位置上主导谈判。然而协定签订将近4年,韩国海洋水产部只掌握我方的统计数据,对对方国家的渔获量、损失额或获益额毫无信息。谈判当时甚至没有对对方国家将在我国海域提高多少渔获量作出推算,如今这种懈怠姿态依然没有改变。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进口水产品的关税运作上。调整关税是依据关税法第69条规定,为防止进口激增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以一年为单位临时征收高税率关税的制度。然而调整关税品目去年为14个,今年反而缩减为12个。 这等于放弃了守护我国渔业。为担心与外国发生贸易摩擦而放弃权利。政府的这种姿态使外国农水产品在这片土地上横行。其损害完全由我国农渔民承担。 现政府通商政策的问题不止于此。为提高通商谈判能力,把所有通商谈判职能统一到外交通商部。但结果反而无助于国家利益。 有时签订与主管部门意向相违背的通商协定,甚至在谈判过程中更换负责人,通商谈判能力比上届政府大幅退步。 农业基础动摇、渔民放弃捕鱼,其背景中政府通商谈判能力不足起了很大作用。通商压力今后只会越来越大。 亟需按部门、按领域强化专业性,实现能够确保国家利益的突破性改善。否则不仅农渔业领域,国内所有产业都将陷入巨大危机。 /权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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