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任期现仅剩两个多月。到明年2月,新当选总统的新政府将启程。 借此之际,媒体动员学界专家提出下届政府的国家课题(national agenda)。总统候选人们也纷纷提出各部门竞选承诺,竭力凸显与其他候选人的差异。 然而,尽管候选人及其幕僚团队作出认真努力,在大方向上候选人的优劣仍未显现。当然,在具体细节上差异之处随处可见。但总论大同小异。 总统竞选者的政策差异未能鲜明凸显,恐怕源于新政府将要推行的经济政策范式尚未提出。 美国与欧洲的政策路线大致可区分为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从现实政策议程的层面看,这两种政策范式也有不少共通之处。 但由于其根源与传统不同,因而提出了明显有差别的政策路线。新自由主义由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理念上加以发展,可以说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以及里根总统之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根基。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失势,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积极主义(policy activism)”随之兴起。 然而在克服大萧条后,美国经济历经第一个黄金期的60年代,以弗里德曼教授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倡导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追求大市场、开放市场的全球化,为扩展经济自由而去监管与民营化,并尊重为确保能最大化竞争效率的自由竞争市场而形成的市场经济自生秩序。 欧洲国家传统上走的是强调社会福利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路线,但过重的财政负担以及工会团体谈判力增强所带来的无序,造成了以“英国病”为代表的长期高失业率与经济低迷。 为治愈这些弊病的“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正是把社会资本主义与美式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路线装入同一口袋调制而成的鸡尾酒。 因此,正如英国吉登斯教授所言,“第三条道路”既可视为中间偏左,也可视为中间偏右。“第三条道路”在追求全球化、去监管、民营化的同时,把社会福利、平等与教育留作政府的职责。结果,20世纪孕育了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这两种范式。 然而如今,面对全球化、信息化、BT、CT等新“高科技”,以及强调生活质量与人本主义的21世纪,可以说已到了必须探索能够引领时代的新范式的时候。 美国福山教授在近著《大分裂 新秩序》中预告了既非新自由主义也非“第三条道路”的新范式的出现,并强调其必然性。 据他所言,冷酷而非人性的竞争市场与金钱万能主义,引发了难以想象的犯罪与社会无序、充满憎恨的残忍恐怖活动,以及家庭的破坏与亲属关系的崩溃。 世界如今正面临比20世纪意识形态对立所引发的冷战时代更可怕的、由自由竞争市场衍生的大混乱与社会秩序崩溃危机。 工业社会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了财富,带来了丰饶的物质恩惠,但世界并未积累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即信任、正义、人类爱、诚实以及共同体意识,因此社会的无序与国家间的对立造成了新意义上的“丰饶中的贫困”。 因此,21世纪的新范式,应在承诺市场所带来物质丰饶的产业资本与能够实现健全公正社会的社会资本相结合的人性市场经济(humane market economy)中寻找答案。 联合国(UN)曾作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UN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后续工作,于1997年10月以“为人性社会的人性市场”为主题举办研讨会。 研讨会将人性市场经济的要旨归结为经济自由、经济正义与经济道德。 如今,引领下届政府的总统候选人们,或许也有必要摆脱以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旧框架,理解并接纳“人性市场经济”这一新范式,全力开发契合21世纪的新颖政策。
document.write(ad_script1); ▲Top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