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来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革新课题之一就是在其业务中引入绩效主义制度。然而若问绩效主义在我国究竟推广到何种程度,答案并不那么乐观。那么为何绩效主义在我国如此不受待见?这首先似乎源于对绩效主义评价方法的理解不足。即由于业务成果必须以数字评价这一固有观念,人们似乎判断公共行政中某些业务无法量化(quantitative),因而无法引入绩效主义制度本身。但在学校里,老师们既评定易于量化的数学、化学成绩,也评定难以量化的美术或音乐成绩,我们不是丝毫不觉奇怪地接受了吗。因此我想,我们是否忘记了评价方法既有定量的,在无法量化的情况下也有所谓定性(qualitative)评价这一事实。其实细究起来,我们很清楚,在生活中观察与评价事物与事态时,定性评价远多于定量评价。最贴近的例子是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当然近来越来越依赖各种计量仪器,但对患者的最终评价(诊断)仍是医生的定性判断。而且仅此还不够,再寻求其他医生的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这不正是正常的医疗判断吗。因此在政府业务成果的评价中,若无法量化,理应积极引入定性评价制度。以上述学校老师为例,对学生既作定量评价也作定性评价,而在对老师的业绩评价中却拒绝适用同样的评价方法,我认为这是矛盾的。假定把老师的学校业务大致分为讲授课程和指导学生两类,对无法定量评价的特定业务运用定性评价,便不能无条件地主张老师的业务成果无法评价。/赵昌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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