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积极强化“经济基石”的认知 此前的外汇危机给我们带来了考验,但也留下了同样宝贵的教训。 那正是对我国经济以大企业为中心成长起来的体质性脆弱的严厉警告。如果我们轻易忘记这一教训,另一种形式的危机随时可能到来。 摆脱虚弱的增长体质与不稳定的竞争力结构、在结构上构筑全天候竞争力这一课题,仍处于未完成状态。 我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轴。具体而言,迫切需要“虽小但快且强的企业群”和“附加值创造结构的高度化”。由此,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再度跃升为先进经济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与重要性。 人们常说中小企业很重要。然而对于“为什么重要”这一提问,答案往往极为苍白,甚至不少情况下只是对中小企业的贬低。 这源于在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对中小企业的偏见与误解。经济弱者这一侧面只包含了中小企业片面的真实。 近来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而言,正呈现出与过去在质上不同的新意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已达到极限。 特别是在克服外汇危机过程中的1997年至2000年期间,全产业就业结构的走势对我们极具启示。 该期间大企业就业减少98.7万人,而中小企业就业增加141.7万人。 以2000年制造业为准,中小企业的就业占比达74.0%。中小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今后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考虑到中小企业强大的邻国日本,其制造业中中小企业就业占比最高时也仅为1978年的73.2%,韩国中小制造业的就业贡献度可谓惊人。 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很早就把创造就业政策作为首要政策,我国经济不久后也很可能经历就业停滞。因此,仅从就业层面看,韩国中小企业部门理应处于极高的政策优先顺位。 中小企业政策的另一必要性源于中小企业问题本身。中小企业问题的核心是与大企业的差距。尽管中小企业部门此前持续实现量的成长,但与大企业的差距依然严重。 中小制造业的人均工资水平从1990年相当于大企业的66.1%大幅降至2000年的55.5%,人均附加值也从38.7%降至35.4%。 劳动装备率同样从1991年大企业水平的44.3%降至2000年的25.4%,显示与大企业的差距进一步加深。 如果说工业化是以农业部门的牺牲为基础,那么以大企业为主的压缩式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小企业部门的牺牲之上。我们能够在汽车、电子等大规模组装产业领域拥有世界一流大企业,正是因为有转包生产体制的支撑。 何谓转包生产体制?就是以组装大企业为顶点、其下众多零部件供应企业被垂直纳入的交易结构。 借此我国产业得以具备世界级竞争力,但其成果大部分却归于母公司即组装大企业。 与我们情况类似的日本,不少企业从小规模协作工厂起步、成长为大规模专业零部件企业,而在我国却很难找到这样的案例。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成长未能实现。 至今仍有许多零部件中小企业因大企业滥用优势议价能力而饱受低单价和收益性恶化之苦。以这种方式,难以期待我国经济再度跃升为先进经济。 产业竞争力的钥匙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部门不能再被牺牲。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才是真正培育中小企业之道。 从现在起也应积极探索缓解和改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差距结构的可行方案。同时,应按照我国经济对中小企业所期待的角色,给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待遇。
/赵英三<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