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1-05 | 박동석 기자 이연선 기자

[老龄化冲击] “国家与个人共担痛苦 走向多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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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座谈“要避免老龄化带来的灾难,不仅国家,社会成员也必须分担痛苦。” Seoul Economic Daily在创刊42周年策划连载的“老龄化冲击,该做什么”系列结束之际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为应对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老龄化社会,首先要树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担责任的意识。 具体而言,他们提出了避免代际、阶层间矛盾的制度性方案,以及积极利用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力,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推进的对策。 ▲ 主持=为防止老龄化带来的冲击,似乎有很多事情要做。既要为老年人创造大量岗位,也要扩充条件恶劣的社会福利设施。 此外,养老金改革也要加紧推进,女性、移民、劳动政策也需大幅改善。也就是说积压的课题堆积如山,应该从什么入手呢?

▲ 车兴凤教授=现在政府也已把老龄化社会问题视为重要课题。最近总理室推出的老龄化对策委员会工作也反映了这一点。 我国老年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是在7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政府也无法再对老年问题视而不见。 政府从80年代初起的20年间,推出了老人福利法、韩国国民年金法、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等多种政策。但目前的老人福利政策只是搭起了框架,内部并不充实。 就像盖起了一座房子却没有置办家当。现在需要真正充实屋内的对策。

▲ 边在宽副研究委员=西欧社会用100多年时间让一项制度形成并成熟,经历了发扬优点、减少缺点的过程。 我国在20年间压缩式地建立制度,结果现实与制度之间出现了落差。这次政府综合对策从这一角度看是前进了一步。 第一,原本由韩国保健福祉部主管的工作,经过了约10多个政府部门的协调过程。这是把它视为关系全体国民的问题。 第二,从以贫困者和身体不便者为主的选择主义视角,转向以一般国民为对象的普遍主义视角。 第三,原先急于量的扩张的政策,开始同时考虑质的层面。最后,政府认识到地区单位的局限,承认需要公私伙伴关系。可以说范式已经转变。

▲ 李惠薰博士=现在的老年人是站在社会福利死角、最委屈的一代。 但从长期看,这只是大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形态后所产生的问题更为严重。如果年轻一代说不愿承担福利费用、不愿工作,那就没有办法。 只要到55岁就能领养老金享清闲,谁还愿意工作、纳税、缴养老金呢?这样不但无法化解老龄化社会的地壳变动,反而可能把问题搞大。 福利国家享受黄金期的50~60年代强调国家责任,但进入90年代后被认可的多元福利国家,即国家、企业、家庭等应分担责任,也是同一脉络。 现在政府应摆脱一切都要自己负责的强迫观念,转向大家共同分担的方向。

▲ 车教授=老年人口急速增加、老龄化问题带来冲击,这是事实。但不能把状况认知得过于悲观。设想20~30年后的老年问题,连作为对象的老年人本身都会不同。 学历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健康状况也不同。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将消失。在工业化时代上班并储蓄的一代将成为老年人。 政府应以社会连带性原理为核心来应对这样的老年问题。说年轻人都那么多,哪来老年人的岗位,这种逻辑是把它当成了“零和游戏”。 应把它看作“双赢游戏”:老年人去做年轻人不做的工作,并补上因年轻人减少而出现的岗位。 养老金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排除共享原理,只强调市场原理和个人责任,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日后可能成为国家的不安因素。

▲ 边委员=不过,社会风险最终是整个社会的负担,从这一点看,我认为老龄化问题难以轻易解决。 在养老金、健康保险、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必须比现在更大力度地推进。养老金制度的作用已经转变为补充性的。 以保障最低收入为目标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无论做多少技术性努力都无济于事,这在欧洲的局限不是已经暴露得很清楚了吗。 归根结底,最好的办法是赋予劳动能力和意愿,让他们在去世前尽可能拥有能带来收入的岗位。让有经济活动能力的老年人工作,在生产能力急速下降的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 保健社会研究院自身的调查结果显示,为老年人创造的新岗位可达40万个左右。 此时与西欧不同,重要的是开发时考虑高龄者的参与。森林导览员、助教等实用而成功的案例也正在逐步出现。 ▲ 李博士=利用女性劳动力也值得关注。女性问题与老龄化社会密切相关。提高女性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问题就会缓解。 善用女性劳动力,还能提高因老龄化而受损的生产率。相当于一举两得。从服务市场角度看也值得关注。 由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活跃地开拓新市场,对支撑这一切的财政也有帮助。举例来说,教育服务在老龄化社会中反而获得了机会,这么说也不算夸张。

▲ 车教授=改变对老年人就业认识的社会运动也很重要。在韩国,尤其是“面子文化”成为老年人就业的相当大障碍。 曾任公司部长的人去做公寓保安就觉得丢脸,这种认识就是例子。日本在80年代曾有大阪市长重新就业担任该市政厅门卫,报纸曾大篇幅报道。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改变面子文化的运动也活跃展开。 我们也需要社会领导层和媒体的努力。除了针对健康且能工作的老年人的对策,针对带病长寿即患有慢性病老年人的对策同样重要。因为人数不断增加,而且直接关系到家庭乃至国家的医疗保险负担。 还需要能在家中照护长期疗养对象老年人的体系。谁来承担长期疗养的费用也是重要问题。完全归于个人责任过于苛刻。应通过疗养保险等建立社会共同筹措的体系。

▲ 边委员=应避免拖累增长的社会政策。因为中产阶层受害很大。 从西欧社会的经验看,即使是为弱者而起步,实际上也是彻底为中产阶层服务的政策。而且我国属于以增长为中心的政策,难以推进强度很高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险与税收负担应是适当混合的方式。

▲ 李博士=应先由个人负担,其次才是国家负担。这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英国实行国家保险制度,结果医院里挤满了老年人。 由于没有个人负担,连小病也要到医院解决的老年人占满了预约名单,一般人反而受到无法及时就医的损害。 就是说老年人没有费用意识。如果不向个人收费,变成英国那样是显而易见的。最终税收负担是劳动一代的负担,因此在形成社会共识之前就可能演变为矛盾。 如果费用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来付,必然带来道德风险。必须强化自己缴多少就领多少的费用意识。这也符合经济原理。

▲ 车教授=由谁承担费用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矛盾。仅达成社会共识就要花数年时间。 但在解决21世纪的老年问题时,若只从经济得失算计出发,是看不到解决点的。有必要合理,但也要考虑社会共同体的层面。 经济与福利这两个车轮子必须一起转动。否则阶层间的矛盾、社会不安将不可避免。 ▲ 边委员=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实际试行很重要。对负担问题很难草率下结论。 目前计划按4种情景对8~10个模型,在2004~2005年前后以市郡区为单位直接试验。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这次Seoul Economic Daily的系列报道把老龄化冲击指出为危机意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老龄化社会问题应作为人的问题、而非制度问题来对待。这不是医疗保险、养老金等零散的问题。 它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的问题,其中也包含文化意义。不应视为一次性的惊人活动,而应看作接连不断地依次拔出串在一起的地瓜。

▲ 李博士=最近曾把军人、私学、公务员年金的支付标准从工资上涨率改为物价上涨率。 这不正是在大选前社会混乱之际谋取自身利益的举动吗?国民共识固然重要,但在此之前,国民认识不足也是问题。换言之,就是不了解老龄化将带来的冲击有多大破坏性。 要看得更长远。完全由国家负责的社会保障绝不可能长久。发达国家之所以受苦,也是因为滥发了难以守住的福利承诺。虽然短期内会艰难,但意思是个人的责任更为重要。

▲ 与会者:车兴凤 翰林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李惠薰 前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边在宽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委员 主持=朴东锡 记者 整理=李连善 记者 联合策划:Seoul Economic Daily·韩国开发研究院 支持:财经部·韩国保健福祉部·劳动部·女性部·金监委 赞助: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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