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像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自身通过设立国有企业等方式直接充当引领工业化的引擎,也设定国家的发展方向,通过各种管制和政策扮演把经济引向该方向的方向舵角色。然而在无限竞争时代,国家直接介入经济被局限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此外,由于信息通信的发展以及以世贸组织为象征的开放化浪潮,原有国境的意义必然淡化。因此,国家的角色也必然转变为提示方向的导航者角色和协调各种利害关系的协调者角色。笔者在国会预算审议过程中,看到为培育风险企业、发展农渔村、支援中小企业等目的而设立的各种基金,对国家的角色再度作了思考。当然,这些基金的目的本身是必要且正当的,但为什么要由国家直接出面进行资金分配呢?各种基金的高效使用是永恒的课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杂音则是必然的副产品。为培育特定领域,有时需要营造基础设施,为弥补市场失灵,有时也需要介入。但原则上,笔者认为缺乏企业家思维的政府直接筹设基金并直接分配资金,这一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构想。奥地利出身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把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定义为企业家(entrepreneur)的创新(innovation)活动,并将创新活动归纳为新产品开发、新技术等生产方法的变化、开拓新市场、确保新的原料供应地以及结构调整。按照他的定义,即便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只是一味按既有方式重复经营企业,也不算企业家;而即便是公务员或牧师等宗教人士,只要改变惯例进行创新活动,就被视为企业家。也就是说,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广义上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企业家理论与把自己的职业视为天职、把职业活动升华为宗教行为的基督教使命意识相结合,成就了工业社会。全体国民不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努力工作,而是努力不断改进的社会。在没有国境的无限竞争时代,21世纪政府的角色就是构筑建成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赵在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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