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出现串通?大概是虽有风险,但彼此利害关系正好吻合。可一旦事情搞砸,当事人又如何应对危机?看一个案例。事件要追溯到规定柴油车排放限值的《大气环境保全法施行规则》完成修订的2000年10月。韩国环境部与汽车业界当时通过修法,把排放限值提高到相当于欧洲标准约25倍的“荒唐”水平。环境部门姑且不论,业界又打的什么算盘?对业界而言,这是一种苦肉计,意在阻挡外国柴油车进入国内、垄断内需市场。韩国环境部以“皆大欢喜”的方式与业界“合作”,把毫无道理的高标准写入法规,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政绩”。这就是串通第一回合的始末。接下来产业资源部和市民团体介入。转眼到了7月,法规施行日逼近,未能达到排放标准的业界面临圣达菲(现代)、佳乐(Kia)等柴油车停产的危机。心急的韩国环境部与业界、环境正义市民联合等市民团体以及产业资源部等共同组成联合对策委员会。联合对策委随即修改法规,使部分柴油车的生产合法化。作为交换,各方一致同意把排放替代削减义务的履行等写入不具法律效力的“协约书”并加以监督。事情看来对所有人都“体面地”了结了。然而业界一方突然反弹。缘由如下。其实参加联合对策委的市民团体打算以满足业界要求为代价捞取“一笔本钱”。但团体一个接一个增加,多达34个团体聚集,转眼成了“恐龙”,业界觉得为这些市民团体撑腰负担太重,于是请求产业资源部向规制改革委员会查询协约书是否违法。作为在“违法”协约书上堂而皇之签字的当事方,产业资源部顺应了业界要求,规制改革委则通报“协约书违法”。现在来回答最初的问题。某市民团体近来倒打一耙,痛斥规制改革委反环境。韩国环境部和产业资源部因在协约书上签字之罪而无言以对。业界则凭借苟合产物的法规,正在大受好评地生产柴油车。
李相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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