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建立着眼十年的人才供需体系” 依靠知识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自21世纪伊始,各国改善教育体系、争夺高端人才的努力,不知不觉已激烈到“人才战争”的程度。 Seoul Economic Daily在推进“打造人才强国”系列报道期间,在现场见到的各界专家无不坦言其紧迫的危机意识:“当前这场人才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国家的兴衰。我们能够应对的时间最多只有5年。” 我们邀请了负责国家人才管理政策的教育人力资源部次官金信福、在大学教育现场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全国工科学院院长协议会会长许炳基(仁荷大学工科学院院长),以及为确保人才不惜一切努力的三星集团三星综合技术院院长孙昱,就人才的培养、分配与管理全局进行反省、检视,并探寻改进方向。 ▲许炳基院长 资源匮乏的韩国,人才是核心资源。但现实是,已经有人说毕业证没有用了。从统计上看,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人力增长约5%,而韩国反而在减少。无论是承担教育的学校、制定政策的政府,还是需要人才的企业,如今都迫切需要为人才的系统培养、供需与管理找出理想的解决方案。
▲金信福次官 正如您所说,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培养、配置与分配、运用与保存三个阶段。我们不仅在人才培养上存在问题,分配和运用方面更为严重。 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端人才,不也被闲置或提前退出了吗?尤其是女性人力的运用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事实上,在国民教育的数量和机会方面我们并不逊色,但在质量水平、供需错配及运用上问题很多。这类问题仅靠政府的能力是不够的。要成为人才强国,大学、企业等整个社会都必须站出来。 ▲孙昱院长 关于人才的分配与运用,企业也有很多话要说。从韩国企业的立场看,上世纪9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曾指出,从竞争力成长发展阶段来看,韩国在60至80年代依靠投资的竞争实现了惊人增长,但进入90年代的技术创新阶段后竞争层次并未改变,这成为遭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的重大原因。 企业自身也承认存在问题。 仅就企业而言,那些专注于内部革新、教育与技术开发的企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之后体质反而更强了。相反,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无法吸引和再培训人才,正饱受人才匮乏之苦。 但教育质量赶不上世界水平,这也是明确的事实。特别是教育政策或大学教育无法预测人力需求,只能被动追赶企业要求,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如今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电子、信息领域人才不足,而其他领域的专业毕业生却过剩。
▲许院长 对于大学未能做好需求预测、未能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批评,我们虚心接受。 但在时代变化过快、教育部政策也频繁改变的情况下,要求大学对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负责,也确实是个茫然的课题。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教授被研究业绩等所迫、不得不忽视扎实教学的结构也是问题。 关于教育质量,我想申辩一点。最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不信任学校。 我判断,在国内名牌大学完成硕士、博士学业的学生实力绝不逊于海外留学生。但社会风气并不高度评价他们的实力。结果为了获得实力上的认可而出国的情况也很多。三星集团的未来战略小组由麻省理工、哈佛出身的人才组成,据评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我好奇的是,如果选拔我们自己的人才、让他们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结果会怎样。
▲金次官 您让我们相信大学,但不信任显然是有原因的。 企业首先不就是判断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用吗?我认为这是因为不像外国大学那样教授之间、学生之间竞争激烈,教育密度也不高。当然,这背后潜藏着韩国的痼疾——升学考试问题。无论如何,大学培养出的人力企业无法直接使用,这就是现实。 换个话题吧。在产学合作方面,只有单方面对大学的支援,却很难看到大学的研究成果流向企业。这就是没有忠实于需求方要求的证据。相比国内人才更偏好海外人才,也正由此而起。大学也应引入市场原理,开展以需求方为主的教育和实质性的产学合作。 这一点我认为企业也一样。即使短期看会产生成本,从长远眼光出发也应在员工再培训上加大投资。
▲孙院长 您指得很好,但需要准确把握企业为何对教育不满。 随着工业高中、专科大学学生减少,产业界的技能人力减少,传统产业的基础被削弱。专科大学升级为大学,却也并未集中培养高端技术人力。人们只是笼统指出大学教育质量低,其中其实包含着学生在有助于培养应用能力的数学、统计学等基础学力上过于薄弱这一点。但要让企业出面培养基础科学专业人才,现实中很困难。 这是政府和大学应以长期、面向未来的视角来准备的问题。我认为必须有着眼十年之后的准备。
▲金次官 您说的是人才分配问题。预测4至7年后各产业需要多少人力,并据此培养相应人才等等,从大局看当然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目前动员11家研究所检视各产业的人力需求等,但精确预测很难。而且编制中长期预测资料、政府据此为大学及各学科核定招生名额的做法已经过时。除首都圈地区外,由大学自主确定招生名额较为理想。 要打造人才强国,最紧迫的反而是教育质量。 我也承认,大学的教育条件基本较差、政府支援薄弱。但我想再次指出,大学自身缺乏善意竞争和动机激励。进入大学的学生不学习。对教授的评价体系也很松散。对大学的评价太薄弱。 为提高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产学合作必须活跃推进,企业也应以实力而非门面来招聘员工。尤其是企业有必要率先扩大女性人力的运用。 大学与产业界,必要时政府也要紧密衔接,才能经由人力的培养、分配、运用各阶段确立高效体制。
▲孙院长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成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优秀人才,只有在各界能力共同升级时才能解决。 只有形成科学家受优待的风气,经济才能好转。希望能积极开展诸如向那些因顾虑现有社会待遇而在面向未来的职业选择上犹豫的人展示愿景的宣传活动。 此外我想补充,有必要切实运营客观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素质的“工程师认证制度”。现行认证体系在教授的质量与数量、学生水平、设施等所有构成要素上都问题很多。政府也没有给予关注。 产学合作也必须是实质性的。大多数公司没有开展产学合作的能力,有时也不知道该合作什么。大学也不应因为国家提供支援,就为了拿到项目而打出形式主义的产学合作。
▲许院长 其实基础最重要。要培养有素质的人,归根结底要培养扎实积累了基本素养的人才。 您提到的认证制度目前工科学院等正在积极参与,但成功的关键是一流大学积极参与。另外,如果给获得认证的学生实质性优待,该制度就会立足。 与此相关,对教育及人才素质的信任问题,我希望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是就应培养什么素质的人才广泛汇集意见。素质的概念一旦确立,评价制度也能落地,大学也可借此走上特色化之路。 另一个是,研究生院要划分与企业合作的领域和与企业竞争的领域。在此基础上进行冷静评价,并配备相称的回报体系,问题就会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我赞同这一点:形成有实力者才能成功的社会共识很重要。具备法律知识、统计基本素养等的多面手,才是为企业和社会增添竞争力的真正人才。要培养人才,社会对人才的认识必须改变。 希望政府、企业、学校都站出来,共同打造新的模式。
▲金次官 听了各位的意见很有收获。重要的是绘制人才培养、分配、运用的大图景,准确分析各部分现状,然后付诸实践。 政府目前每月定期召开一次由相关部门长官参加的人力资源开发会议。正在此基础上制定能够解决中长期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政策。另外,15个政府部门正在寻找产学合作活化方案,并在准备产学研综合活化对策方案等。 只是资格制度由国家管理存在局限,希望民间积极参与。
整理= 记者 金永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