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撰写历史小说以及有关古代史的著述,不可避免地要参考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三国史记》被公认为我国最古老的正史。然而《三国史记》是高丽中期的金富轼依据事大主义历史观和儒学伦理观编纂的,因此歪曲历史真实之处颇多,扭曲的女性观也随处可见。《三国史记》自有其积极的一面,而且作为以纪传体记述三国时代事实的唯一史书,史料价值也很高,但在同为高丽时代的一然、李奎报、李承休等知识阶层中就已出现负面评价,进入朝鲜朝后,安鼎福一类人也严厉批评说“过于粗劣且谬误甚多,甚至不能称为历史书”。不仅如此,近世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甚至说过“读金富轼的高句丽史一百遍,不如看一次集安的高句丽遗迹”。不过笔者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要辨明《三国史记》的历史价值或事实歪曲的是非,而是金富轼的女性观。站在研究历史、写作历史小说的立场上,《三国史记》终究成了一种必要之恶的存在,而每次阅读时,对金富轼荒谬的女性观都忍不住发笑。《三国史记》中附有显示金富轼个人历史观的评论31条。现介绍这些以“论曰”开头的评论中贬低女性的代表性段落。这段“论曰”附在新罗本纪善德女王条的后面。“就天地而言,阳刚而阴柔;就人而言,男尊而女卑。怎能容许老妇从内室跳出来处理国家政事呢。新罗扶立女子坐上君位,实在是乱世才有的事,国家没有灭亡已属幸运。《书经》说母鸡在清晨鸣叫,《周易》说母猪跳跃,怎能不加以警戒呢。”就这样,生他的母亲是女人,辅助他的妻子也是女人,金富轼却肆意妄言,把女性比作母鸡和母猪。金富轼如此极端贬低女性,看来并不是因为他患有厌女症之类的精神疾病,而完全是因为未能正确理解三国时代女性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即便分析他自己编纂的《三国史记》记载,也可以看出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女性地位之高,与后代高丽,或者讲三从之道、男尊女卑而极度轻贱女性的朝鲜时代根本无法相比。女性的政治地位如此,社会生活也非常自由奔放。例如新罗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绝无前例的三位女王,神宫的祭官也由女性担任。此外,尽管与儒教伦理道德观相违,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比今天开放得多。新罗王族的近亲婚且不说,历史上著名人物中,有许多是通过非正式婚姻关系的野合而出生的私生子。例如圆光法师、斯多含、金庾信这样的大人物都是私生子;法兴王在王子时期曾进入百济,与东城王之女宝果公主私通;后代人物百济薯童王子在即位为武王之前潜入徐罗伐,与善花公主私通并带回百济纳为夫人,也是著名的例子。此外,新罗还有把妻妾“款待”贵宾的风俗。高句丽始祖邹牟圣王(高朱蒙)也是因母亲柳花夫人受自称解慕漱的花花公子诱惑而怀孕,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私生子;平冈公主违抗父王之命,跑出宫阙嫁给温达的故事也很有名。还有于皇后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下一任帝王、行使不亚于女王权力的事实。不仅如此,请看被称为我国古代史最早女杰的百济国母召西奴。拥有沸流、温祚两个儿子的寡妇召西奴倾心于从东扶余流亡而来的邹牟,献出身心助其建立高句丽,后来突然被降为小后,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南下建立了百济。尽管如此,金富轼却轻蔑地俯视三国时代女性的活跃表现,把女性存在价值的标准只放在孝道与贞节上,因此《三国史记》列传所载55名人物中,女子仅有孝女知恩、薛氏女以及都弥之妻等3人。随时代与人物不同,评价人的价值标准可以有差异,但无论男女都同样是宝贵的存在,因而只有实现和谐与均衡、彼此尊重,才能实现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一味依照陈腐的男尊女卑思想过度贬低女性的金富轼的女性观,实在让人无法摆脱“太过分了”的感觉。/黄元甲(小说家、韩国风流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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