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韩国保健福祉部正积极推进对酒类也征收健康负担金的方案,由此引发争议。其宗旨是为解决饮酒带来的社会问题筹措财源。以“精神健康负担金”名义征收的费率,据传为含税前出厂价的5%左右。随着争议扩大,福利部后退一步进行灭火,称“尚未正式决定为政策”,但由于酒类负担金问题此前已多次被研究,疑虑依然存在。不满情绪高涨,认为这次是否又是事先试探舆论的“放气球”战术。我国在饮酒文化方面享有世界性“盛名”。炸弹酒等各种喝法层出不穷,消费量也极为庞大,据调查近乎成瘾者就达200多万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与“饮酒大国”俄罗斯争夺第一、第二位。福利部的担忧固然值得担忧,但饮酒造成的危害早已成为社会议题。据某调查机构统计,酒精危害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即每年16万亿至18万亿韩元。仅因饮酒死亡者,1997年一年就达2.3万人,占全部死亡者的9.2%。然而用于预防与治疗的社会基础设施几近荒地,因此负担金被解释为让产生社会成本者承担责任的“原因者负担原则”。另有观点指出,作为抑制过量饮酒的政策手段,发达国家也在实施。我国年度酒类销售额以含税前出厂价计约为2.5万亿韩元,若按5%征收负担金,可筹得1250亿韩元财源。福利部推进负担金的背景也不难理解。但目前酒类已被征收高额酒税,还附加教育税(酒税税率超过70%时为30%),酒价的一半几乎都是税。若再叠加负担金,爱酒人士难免有被“当成钱袋子”的感觉。负担金能成为抑制过量饮酒的政策手段这一点也不易令人认同。征收负担金可能为酒价上涨提供借口。抑制过量饮酒应通过改善饮酒文化持续推进。况且目前目的税已被摆上砧板。今年初起对香烟每包征收150韩元的健康增进负担金,要求废除目的税的呼声日益强烈。尤其负担金属于准税收性质的目的税,更是如此。对平民嗜好品烧酒或浊酒征收负担金,是行政便利主义,也是不够堂堂正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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