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29

大蒜问题不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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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陷入了中国产大蒜问题的泥潭。为此经济首席秘书和农林部次官引咎辞职,但围绕事先是否知情等争论不断放大,看来难以轻易从泥潭中脱身。 舆论界、政界、农民团体等各方正像鬣狗一样撕咬政府的决策过程和通商应对能力。大蒜农户的迫切处境及由此而来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理应随之采取安抚措施。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应只是激动,不能失去平衡。 两年前启动大蒜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保障措施),随后遭到中国对手机和聚乙烯的无情进口限制时,我们舆论的论调又如何呢?“贪小失大之愚”“毫无远见的决定”“自招通商摩擦”,诸如此类。 当时舆论的这些立场,并非不了解大蒜农户的困难。而是因为中国市场是我们的命脉,尽最大可能避免与中国的通商摩擦才符合国家利益。 事实上,我们的舆论在美国实施进口限制时高声谴责,而对中国大大小小的进口限制措施则相对克制批评。 中国当时对我们对华最大出口产品聚乙烯和最具前景的产品手机采取了禁止进口的超强硬手段。 我们试图用几种农产品安抚中国,但中国始终坚持“大蒜问题要用大蒜来解决”的一贯立场。 当时一位政府人士形容,在与中国的博弈中,中国握着刀柄,而我们握着刀刃、血流不止地较量。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华享有贸易顺差的我们只能让步,而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决定,只能接受——这一点当时大体上获得了共识。 出口业界也为参与解决中国产大蒜问题,以经济团体为中心筹措了大蒜进口资金。就这样齐心协力度过了一道难关。 现在也是一样。发泄和追究责任暂且放一放,应当再次齐心协力,全力寻找明智应对今后局势的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量是我国政府的国际信誉问题。无论写在正文还是附件,协议事项都是国家之间不容含糊的承诺。 在世界杯四强之后公然提出世界经济四强目标的当下,若不遵守协议,不仅是对中国的信誉下滑,更是全球性的信誉下滑。 就此问题与中国协商也许可行,但即便如此也要承受相当程度的威信下滑。中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就此问题表示“严重关切”,施加压力。而且抛开外交问题不谈,也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中国是我国企业争相进入、力图建立当地基础的市场。出口也每年增长20%以上。 如果说我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依赖日本市场、九十年代依赖美国市场,那么2000年代只能依赖中国市场。倘若大蒜问题演变为通商摩擦,损失将立即转嫁给我国出口企业和在当地投资的企业。 其次是农民对策。像上次那样由出口业界凑钱,买下无法流通的大蒜堆在仓库里的临时应付办法,不可能成为根本解决之道。 必须制定伴随财政负担的明确结构调整对策,如保障农民收入或转业措施,并说服农民。经济界也应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时开展募金运动那样,参与拯救农村、共同出力。 这一过程中的政策决定应完全交给行政部门。政界出面顾虑选票、指手画脚于事无补。 尽管如此,最了解此事经过、能找出现实解决办法的,仍是把事情搞复杂的那些相关部门。舆论如今也应少追究责任,多以更为平衡的视角引导舆论。 大蒜问题用大蒜解决,通商问题则应按世界通商规范解决。因为眼下正处于重要的岔路口:是能把世界杯赢得的国际信誉变成新的经济飞跃跳板,还是再次被国内问题拖住脚步,让难得的自信化为幻影。 /赵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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