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26

从“谈判”视角看大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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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再次目睹农民的愤怒席卷街头。因此,看到“与中国重启保障措施谈判”和“打破密室谈判”的口号,我们的心情并不轻松。 但真正令我们心痛的,是农民将如同自己化身的蒜田径直翻掉的场景。究竟为何还要再看到这样的情景。 谈判并非只有谈判者在进行。表面上看似是中韩谈判者面对面讨论大蒜的保障措施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只要谈判者不是随自己心意谈判,谈判者便只是代表本国农户、更大范围而言代表本国全体国民的立场。 从这一点看,在决定战略和立场的预备谈判阶段,谈判就已经开始了。但在此次谈判中,与中国不同,我方谈判者未能充分反映我国农民的立场。为何如此。 为何作为大蒜问题最直接当事方的农民的意见和立场未能充分反映到谈判过程中?虽已被多次指出,但根本上谈判中缺乏利益当事方能够反映自身立场的机制。 或许有一两次听取农民意见的形式,但在具体谈判方案往来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反映或协调他们意见的反馈机制(feedback system)。 因此,对于农民提出的意见,始终只是反复作出“将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充分考虑予以反映”这样空洞的承诺。 在没有这种反馈机制的状态下,“不再延长保障措施的协议”或“自2003年起大蒜进口自由化”未能传达给农民,或许是可以预见的。 但附件中规定的这一协议未被妥善告知,若仅视为单纯失误则未免过分。因为这超越了对谈判结果的判断,是一瞬间忘记了究竟为何而谈判。 任何谈判都一样,大蒜谈判并非达成本身重要,而是其结果反映到我国农业时更为重要。从这一点看,农民批评其为“密室谈判”是理所当然的。 大蒜谈判还鲜明暴露出通商谈判组织的问题。因为它明确显示出,专门受委托进行通商交涉的“通商交涉本部”与相对理解农民和农业的“农林部”之间可能未能充分沟通。 围绕是否事先就不延长保障措施达成协议,前通商交涉本部长与前农林部长官所暴露的认知差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国家的谈判组织中存在这种意思沟通不一致的国家究竟在哪里。 因此,通商交涉本部的问题必须得到纠正。在被委任交涉职能的状态下,期待其承担汇集并整合各部门意见的角色事实上不可能。 此外,由于循环任职制导致通商交涉本部难以培养专家,这一点也早已被指出。不仅组织需要整顿,为谈判而进行的意见汇集过程也需重新检视。 即为应对今后将持续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等谈判,必须构建利益当事方实质性参与的机制。 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谈判文化。谈判并非只有谈判者在进行。从我们的意见和态度会反映到谈判过程与战略这一点看,事实上等同于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谈判。 我国国会在包括大蒜谈判在内的任何谈判中,曾减轻过谈判者肩上的负担吗?不,现在不也正因顾虑8·8补选而传唤农林部长官加以斥责,或说出“立即重启谈判”这样荒唐的话吗?媒体也无二致。 不但不以冷静的视角分析事态本质,反而使用“谎言”“隐瞒”等刺激末梢神经的词语误导国民,难道不是吗? 媒体在汇集并凝聚国民多样意见这一点上,在谈判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若说我国媒体的报道态度也未能超越我国国会的水准,是否言过其实? 除了对大蒜问题的后续措施有所疏忽这一点外,前经济首席秘书韩德洙吐露“大蒜进口为国家利益所不可避免”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这是个靠贸易为生的国家。谈判者未能妥善告知协议事项的失误,同样是我们的谈判文化和谈判结构造就的。 /金基弘(KIET研究委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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