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10

政府组织改革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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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危机刚过之时,果川官厅圈曾有一阵子议论纷纷:财政经济部前身财政经济院时代,负责综合金融公司相关业务的仅有一名事务官。 数十家综合金融公司竞相从事成为外汇危机导火索的高风险离岸金融业务,而当时主管部门财政经济院的负责人只有一名事务官,又怎能提前察觉外汇危机? 随着金融自由化与开放化,综合金融公司数量增加、业务范围急剧扩大,但政府组织与职能却对环境变化反应迟钝。 若诊断认为外汇危机源于数十年开发年代累积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即便负责综合金融公司的公务员再多,是否就能阻止外汇危机,也令人存疑。 但至少或许不会直到最后关头仍反复重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会发生墨西哥那样的事态”这类原则性说法,这一点令人遗憾。 每逢政权更替,政府组织与职能也随之发生诸多变化。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组织经历了大规模改造与前所未有的变化。 特别是与外汇危机责任论交织在一起,当时以财政经济院为首的经济部门备受冲击。金泳三政府时期合并经济企划院与财务部而诞生的财政经济院,在被指为“恐龙部门”的同时,副总理制被废除,业务与职能也大幅缩减。 核心业务预算权被划归总统直属的企划预算处与预算厅,金融政策及监管业务移交金融监督委员会与韩国金融监督院。 韩国银行的独立性大幅强化,在财阀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被划归总理室。通商领域则由产业资源部移交外务部。 然而在水平协作文化尚未真正确立的我国环境中,基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组织似乎也并非最佳选择。2000年新设教育副总理制的同时,经济副总理得以恢复。 其名义是强化政策协调职能,以防止政府部门及职能过度分散、多元化所带来的部门本位主义、决策迟缓、逃避责任等副作用。 但也有不少反问:没有预算权如何进行政策协调?还有人指出,以友好亲善为目的的外交官承担争夺尖锐经济利益的通商业务,实属讽刺。 大选临近,公职圈的关注似乎早已转向下届政权将推行的政府组织改编。因部门性质而难以顺利划分职责的产业资源部与信息通信部之间积年的矛盾与暗中较量也浮出水面。 还有传闻称,某些部门正针对参与政府组织改编的学者或政界人士展开幕后游说,以便在今后的政府组织改编过程中为本部门争取有利位置。各部门强调自身重要性、在组织改编中争取更多权限与预算的努力,本无可指责。 重要的一点是,今后的政府组织改编应站在政府服务需求方——国民与企业的立场上进行。例如,减少国民或企业在各部门之间奔走的情况,也可以成为政府组织改编的重要标尺。 因政府本位主义、特定部门的权力或游说,每逢政权更替政府组织改编便成为例行菜单,公职圈随之剧烈动摇,这是个问题。 在国家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作用更重要。但与做十件对国民有益的事相比,少做一件无用的事,或许更是服务国民之道。 比我们更富裕的多数发达国家,拥有比我们更简单的政府组织。像我们这样部门众多、长官频繁更替的国家实属罕见。 让必须做的事做到位,同时果断取消可以不做的事,才是走向小而高效政府之路。

论说委员(经营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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