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通信(KT)政府持股全部出售,韩国通信摆脱公营企业的陈旧框架,作为民营企业获得新生,为成长为世界一流通信企业奠定了基础。 政府通过此次出售实现了“以适当价格全部出售”的目标。但通过三大集团(三星集团、LG、SK)相互制衡与均衡实现职业经理人体制这一民营化蓝图,最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为阻断KT民营化的财阀特惠争议,政府显然不希望特定企业取得KT的所有权及经营权。 SK电讯获得KT持股11.34%,成为KT最大股东。政府和竞争企业指责SK的战略性行为。但SK立场不同。 其称,买入KT持股是对潜在大股东的制衡,也是因KT持有SK电讯股票而采取的“生存战略”。投标战略属于企业固有的经营判断,因此单纯谴责战略性行为本身或许并不妥当。但这也确实成为“SK的成长史就是公营企业收购史”这一舆论评价进一步固化的契机。 相互制衡与维持均衡的民营化蓝图被打破,背后隐藏着政府的因循应对。持股出售是一种博弈局面。 政府若在民营化过程中把战略投资者作为变量,理应预测其战略性行为并据此制定民营化方案。 例如,若考虑三大集团之间的黄金分割,就应设定每家企业的最高持股上限。此外,由于取得最大持股必然导向未来掌握经营权,对最大股东应考虑经营权溢价而将股票出售价格定得更高。 因此,尽管并非有意,政府仍完全可能招致把优质公营企业低价出售给国内企业的指责。“低价出售”本是国内收购不顺而将不良企业出售给海外时才会出现的争论,因此更显冲击。 KT民营化在今后的民营化政策方面给出了以下教训。 第一,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没有主人的民营化”。因为没有主人的民营化不过是“民有化”,且在持股出售后政府仍可在水下行使影响力。 因此,民营化的政策基调应是通过公开招标为企业找到主人。此次SK的战略性行为之所以行得通,也是因为它钻了排除经营权的持股所有这一激励不足的空隙。 结果,对民营化的执念招致了意外的结果。如果为企业找主人的民营化可能引发经济力量集中,那么例如可通过强制组成联合体来规避风险因素。此外,公开招标契合出售价款最大化,已无需赘言。 第二,民营化必须事先考虑民营化之后的竞争格局。也就是说,应摒弃持股出售与竞争政策各行其是的单线式民营化政策。 随着SK跃升为KT最大股东,政府在竞争政策上的负担势必相应加大。支配无线通信市场的SK若成为拥有国内最大有线网络的KT的最大股东,进而支配有线通信领域,通信业界的倾斜现象可能更加严重。 近期政府劝说SK将KT持股减至第二大股东水平,也与政府的这种负担不无关系。但这不仅是“事后开药方”,也不是已经出售持股的政府应采取的行动。 第三,民营化方案必须足够精细,以阻断有意收购企业的战略性行为。SK战略性行为留下的余味确实不佳。 国际交易中的战略性行为可以以国家利益为由获得正当性,但在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中,不过是“零和”博弈。 当然,战略与企业伦理是两个概念,但市场支配性的公营企业被善于运用战略的企业收购,可能伤害国民对来之不易的公营企业民营化的情感。政府需细心留意,避免公营企业民营化的果实偏集于部分企业。 /赵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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