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6-12

备战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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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经历了力度极大的结构调整的某家银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 50多岁的行员见到后辈就要钱。意思是,经过结构调整后几乎都已离职,如今只剩下寥寥几人、成了"稀有物种"的自己,看一眼要收参观费——这是带着自嘲的玩笑。 在40多岁行长登场的时代,50多岁行员无处立足,已丝毫不足为奇。细究起来,并非只有银行如此。 快速推进的信息化与全球化、依据全球标准的结构调整以及创业风潮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各领域的世代更替加速。 与雇佣调整无异的结构调整也是如此。为提高生产率,或为削减成本而进行雇佣调整时,年龄成了最易引发争议的尺度。 在个人职务能力、生产率等可量化的客观资料尚未积累的我国现实中,年龄虽不合理,却作为强制退职的有说服力标准而通行。 在美国那样的企业里,进行雇佣调整时,入职时间短的新员工是裁员的第一顺位,而非人力资本积累多、经验与诀窍丰富的老员工,我们则相反。 如果为提高企业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即便用年龄这一简便尺度也必须进行雇佣调整,那也是无奈之举。 但看着急速推进的老龄化社会,也会想到:依据年龄这一整齐划一的尺度大量制造"年轻的老人",是否正在孕育新的问题。 我国2000年65岁以上高龄层占总人口比重达7.2%,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仅17年后的2019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预计将升至14.4%,成为老龄社会。 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至少花50年乃至100年才达到的老龄社会,我们仅用19年就将迎来。正如我国经济是压缩式增长,人口老龄化也在压缩式推进。 人活得长久是多么好的事。但仔细想想,却并非全然如此。因为高龄层增加在经济上和经济社会上都构成巨大负担因素。 至少在经济上,老年层对生产的贡献度为零或极低,而消费却很多。虽是美国的统计,仅医疗服务消费,老年人就超过年轻层的4倍。 要让不贡献生产、只进行消费的阶层庞大的老龄社会顺利运转,大体上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年轻时为自己的晚年消费充分储蓄,二是年轻一代为高龄层的消费作出牺牲。 然而,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许多人希望第一种,但实际做到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要靠年轻人的支援度过晚年。 但高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会导致实际劳动力减少,经济增长也难以如愿,赡养高龄人口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子女赡养父母的传统家庭福利惯例也在迅速瓦解,已不再是可靠的办法。 减轻老龄社会的社会负担有多种办法,但最好的办法是,至少让有工作意愿和能力的高龄层也获得工作机会。 因为尽可能长久地工作、为生产作出贡献,是化解老龄社会带来的社会负担与代际冲突的上策。 如此看来,以年龄这一整齐划一标准盛行提前退职的我国,恐怕难免被指为对急速推进的老龄社会不仅毫无准备,反而在逆行。 为提高经济效率,严格的能力评价及以此为基础的人力管理是必要的。但以年龄这种简单尺度,把有工作意愿和能力的壮年人赶出岗位的风气,有必要重新考虑。 哪怕只是为了减轻"年轻的老人"大量失业局面将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现在也该关注包括废除退休年龄制在内的政策,即便顾不上高龄层,也应开发适合中高龄者(55—65岁)的职种并创造岗位。所有人都会变老。问题在于,老人不会消失,而会成为不从事生产的大量消费者。

论说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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