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两国领导人须具备领导力方能化解矛盾。在当前形势下,印度与巴基斯坦缔结和平条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一国领导人难道不应承担缓和而非加剧与对方国家紧张关系的道德责任吗?为何这两个国家不携手为共同发展而努力,却相互投掷炮弹? 原因在于支撑两国政府的选民没有给政府留下修正轨道的余地。在人口1.42亿的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总统每天忙于揣度有组织的激进派的意向。 这些人是克什米尔周边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团体及其隶属于国家正规军的血盟者,也正是穆沙拉夫总统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相反,在超过10亿国民多数为印度教徒的印度,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总理的政权对这些印度教徒的反伊斯兰情绪无条件迎合。 结果,南亚地区成为与在中东持续无休止纷争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完全相同的矛盾舞台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造成此类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常常被指为宗教差异。实际上宗教问题引发危机局面的情况确实很多。 但当国内选民享有近乎神权的力量时,世俗政治也会起到类似宗教的作用。就连被评价为具有较宽广领导视野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对拘于旧框架的乡村农民无可奈何,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于想树立自由贸易拥护者对外形象的美国,必须保护担忧国际竞争的老旧钢铁企业和农民的政治立场正构成巨大障碍。 即便考虑到这些现实,南亚的危机局面也已偏离正常轨道。考虑到印度不久将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也不该点燃宗教仇恨之火,而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 此外,被列为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的巴基斯坦,应超越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执念和对印度的仇恨,培育更广泛的雄心。因为在连国民都养不活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相互摧毁的余裕。 责任在于各国政府。摆脱战争威胁维持和平,并由此实现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政治手腕。 但该地区正如上世纪40年代的欧洲一样逐渐卷入纷争。当时欧洲还有希特勒这个独裁者作为辩解理由,而南亚却没有。无论印度方面如何试图把穆沙拉夫总统比作希特勒,两者显然不同。 但也不能说穆沙拉夫总统是像在埃及与以色列和平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或已故伊扎克·拉宾总理那样的人物。当然,萨达特总统和拉宾总理二人都遭遇了被本国人刺杀的命运。 他们的勇气与远见招致本国激进主义者的反弹,最终提前了他们的死亡。 但亚洲并未成为领导力的不毛之地。中国的朱镕基总理推动了受到全球推崇的大陆经济改革,马来西亚则有敢说该说之话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 作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多年来受到西方国家嘲讽的穆罕默德总理,因其对激进主义者的控制能力获得认可,如今被视为伊斯兰圈中最有见识的人物。 另外,尽管新加坡的李光耀及其继任者吴作栋总理受到内外批评,但历史将把他们评价为为地区和平与国家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物。 亚洲就这样具备了瓦杰帕伊和穆沙拉夫总统可用以自我衡量的领导力标准。 通过发挥这种领导力,他们不仅能使自身,也能使本国国民、整个地区乃至世界得以挺立。要成为亚洲版的萨达特总统,首先须向亚洲的以色列迈出一步。究竟谁会抓住历史性机会,还需观望。
2002-06-06
[汤姆·普莱特专栏] 有远见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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