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普遍指出的美国社会特征之一,就是市民旺盛的举报精神。常有人因为看不到执勤警察而把车停在禁停区,结果不知何时出现的警察让人大吃一惊,而这种迅速出动的背后,正潜藏着市民的举报精神。 不知是否受美国影响,最近我们社会似乎也在形成举报文化。只是,美国的举报文化建立在为社会共同体利益而自发、健全的市民意识之上,而我们的举报文化,从政府对举报违反交通规则者悬赏奖金这一事实也可以推知,其运作往往出于利己动机。 曾共同谋划不正当之事或参与违法行为的人,以良心宣言之名举报共犯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涉及权力的场合,暗中录下现场对话内容,一旦事情败露便作为保命的威胁材料加以利用,这种无耻做法的出现,也可以说与这种举报文化不无关系。 原本支配我们社会的儒家伦理观,并不认为揭人隐私或过错并加以追究是好事。据说孔子被弟子子贡问及“厌恶哪一类人”时,举出了“喜好说他人坏话的人”和“身居人下却诽谤上位者的人”。 但这并不是要在此为儒家价值观或伦理观辩护,更不是说应当包庇不正之事。只是想指出,如果举报或告发被滥用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并因此连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都崩塌,那么举报带来的弊害将大于所得。 某起权力型腐败案件中,载有事件全貌的录音带被公开后,寻找该录音所使用的钢笔式秘密录音机的人大幅增加——这样的报道让上述担忧变得真切。 辛成淳(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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