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有机会出席纽约总领事馆向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颁授勋章的场合,并与他交谈。 韩国政府向他颁授勋章,是为了对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期间帮助陷入外汇危机的韩国经济表示感谢。 去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教授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过度强调以紧缩为导向的错误政策,犯下了许多错误,反而是那些没有听从IMF劝告的国家取得了成功。 韩国被视为接受IMF建议并成功克服危机的国家。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对韩国面向全球化的努力予以赞赏,对韩国经济的信任度因此不断提高,这是事实。 但在此时,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指出的,有必要审视IMF所追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否为最佳选择,或者应如何接纳其中的问题。 我认为,与其自满于迄今为止的成果,现在也是梳理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忽略了什么的时候了。 首先,韩国在把全球标准作为克服外汇危机手段加以接受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困难和副作用,从国民情绪上也难以接受。 伴随全球化的经济改革方向是在欧美发展和引入的概念,因此在Tongyang文化圈扎根存在诸多困难。日本的改革至今进展缓慢、经济困难持续,就是一个例子。 在全球化时代,为提高国际竞争力,韩国以“经济改革”为口号变革了所有制度,但在方法论上,究竟对兼顾韩国土壤、文化与社会现实的“韩国式改革”讨论和研究了多少,令人怀疑。 关于什么是韩国式改革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我认为,那应是在最大限度利用韩国特性的同时接纳国际化潮流。 如果能确立考虑到我们国民一旦作出决定就以惊人速度变化的动态而灵活的特性的经济改革方向,其推进力将十分巨大。韩国在信息技术(IT)产业发展中充分展现能力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二,我认为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过去40年间主导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造业的复兴上。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服务业和通信产业凸显,社会对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关注似乎有所降温。 由于结构调整的首要目标放在削减成本上,现实是研究人员最先被牺牲,随着研究开发(R&D)变得薄弱,制造业只能衰退为单纯生产乃至代工水平。 通过强化R&D、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来使制造业重生,寻找这样的方法,应是我们要追求的产业改革方向。 作为世界经济两大支柱的美国和欧盟(EU)正在把商品进口来源向世界各国多元化,在这方面韩国和中国正凸显为重要供应源。我国可以承担连接欧美列国与亚洲圈的所谓枢纽(Hub)角色。 而且在作为世界科学技术麦加的美国,韩裔科技人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丰富,活跃于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各个部门。我认为,如果让他们参与,推进与美国学界和产业的合作,并与国内科技人力合力强化企业的R&D功能,韩国制造业将再次获得飞跃的契机。 有必要借鉴以色列利用美国犹太人人才的做法。 此外,有必要延续出口主导的经济体制。出口能增加作为社会发展必要条件的就业,而进口增加则会减少就业机会。 就韩国而言,由于国内需求有限,只能从出口中创造就业机会。 当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的自由贸易体系下,已不可能推进像70年代那样一味依赖出口的产业政策,但如果形成通过扩大出口来复兴制造业的国民氛围,则可以避免对外摩擦。 我认为,现在是把过去开发年代推进的以政府支援为中心的初级应对层次提升一个台阶,扩大研究人力、培养营销与销售人才、打入全球流通网络等,谋求软件层面产业改革方向的时候了。 如同靠出口维生的台湾或新加坡,韩国也有必要把国家潜力集中投入出口。 金永万(驻美韩国商会名誉
document.write(ad_script1); ▲Top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