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是政治斗争的祭品
>>相关报道 “看到通用汽车在大宇汽车出售谈判中摆架子,既心痛又愤怒。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政界也有不小的责任。” 这是大宇汽车一位高层人士的倾诉。他认为,政治逻辑的介入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接着听这位人士的说法。 “公司原本打算在去年年初实施裁员等大规模结构调整。结果政界一片哗然。”当时正值4·13大选前夕。顾及富平地区和工人选票的政界以“是不是想搅乱选举”“想看谁去死吗”等方式进行恳求和施压。最终该计划被搁置,并在一年后的今年2月以裁员1750人的方式实施。 在这一年间,公司状况进一步恶化,地位急剧下滑。一年前还能勉强按合理价格卖出的东西,变成了“是不是白送也得转让”(驻韩美国商会会长杰弗里·琼斯)的东西。而大宇汽车依然是国家经济的沉重负担。 巧合的是,大宇汽车自实施裁员的4月起已连续三个月实现营业利润。 “如果结构调整按最初计划在一年前完成、经营状况处于改善趋势,出售谈判还会像现在这样被外国企业牵着走吗?”虽说历史没有“如果”,但大宇汽车人士的这一反问值得反复琢磨。 当政治逻辑在经济问题上横行,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就会进一步加深。无法预测的迷雾状况使企业等经济主体陷入混乱和不安,结果导致经济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大到难以计量。大宇汽车的案例很好地展示了这种弊害。 在经济议题上政治逻辑压倒经济逻辑的案例多到数不胜数。特定企业新事业的进入与退出、企业和金融公司的退出与否、耗费巨额预算的大型国策项目、国土开发计划等等。不必说,每次都让经济掀起巨大的漩涡。 未能摆脱落后性的政治本身的弊害更大。本应引领国民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反而在助长矛盾与分裂。 因党利党略和政争而“把经济放在末位”的顽疾早已成为重症。5月底,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经济专家议员曾与政府经济团队举行集中论坛,商定在6月临时国会处理结构调整法案,但因围绕媒体税务调查的政争,直到7月才迟迟通过。 政治如此成为强化国家竞争力的绊脚石,批评声高涨自然在所难免。各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国民把政治改革列为改革的首要对象,这正是佐证。 现任和前任经济官员“有勇气地”公开对政界发出批评,这样的罕见情形也在发生。 “政治不稳定对经济运营和结构调整造成很大影响”(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陈稔)、“政治对立延迟了结构调整所需的制度基础建设,削弱了解决问题所需的能力,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姜奉均)等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民主党最高委员郑东泳在地方经济界人士举办的演讲会上作出自我批评:“在韩国经济被低估的所谓‘韩国折价’(Korea Discount)中,政治的落后性是一大原因。” 无视法律程序、靠集体力量强行推进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集体利己主义,也是市场经济落地的一大障碍。财界一位人士自嘲地说:“在我国,‘群体法’就是最高位法。”意思是没有逻辑也没有法律依据,仗着人多蛮缠硬闹,往往就能通行。 企业家和经济专家担忧,明年这种政治逻辑、政争和集体利己主义会更加猖狂。因为地方自治团体首长选举之后还要举行总统选举。 当然,经济中运用政治逻辑并非全是坏事。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助于问题的高效解决。 但专家指出,即便如此,政治逻辑也不应成为中心,而应止于补充经济逻辑的范围。 大韩商会常务严基雄强调:“正如荷兰通过劳资政大妥协解决经济危机那样,也存在适当混合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原则上不损害经济逻辑,才是把蛋糕做大、让所有人分得更多的路径。” /特别采访组 产业部部长李贤雨(组长),郑文在、高振甲、权九灿、崔亨旭、郑升良、赵忠济、高光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