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敌意并购,是指违背现有管理层或大股东意愿而进行的企业收购。无论是企业还是物品,买卖原理相同。若无出售意愿,出再多钱也买不到。但上市公司不同,因为可以在股票市场买入股票。在股票市场买股票,大股东或管理层没有介入的余地。所以只要多持一股,企业的主人就会更替。只是公司主人要更替,须经过股东大会这一程序。 买卖企业与买卖普通物品有许多不同。企业由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构成。企业拥有的机器或物品的买卖相对容易,问题在于人。买卖企业意味着也要接手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因此困难。 要获得并购的协同效应,必须善用既有组织。因此巨型企业之间的并购,几乎都是通过管理层相互协商达成的善意并购。 敌意并购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最常见的情形是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发生纷争。当第一大股东独揽经营权、第二大股东被排除于经营之外时,第二大股东发起敌意并购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另一种情形是,经营不佳但隐藏资产较多的中小企业,也很可能被卷入敌意并购,因为收购后通过分拆出售资产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空间很大。 韩国被卷入敌意并购的代表性案例之一是韩华综合金融。该案展现了敌意并购的几种典型。第一,是既有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激烈碰撞的敌意并购事件。第二,是国内首例财阀企业与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纷争。第三,敌意并购的后遗症使进攻方与防守方均遭受巨大损失。 韩华综合金融的敌意并购,最终以韩华集团以私募可转债发行这一妙招守住经营权而告终。然而该案在收场时也暴露出法院对既有经营权保护过于宽容等问题。另一方面,美都波一案则留下了经济团体介入敌意并购纷争的先例,赤裸裸地暴露了韩国企业经营的前现代性。 并购,尤其是敌意并购,同时存在正面与负面两方面。先看正面效果。第一,管理层会致力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业绩良好、股价较高,便是对并购最可靠的防御手段。 第二,并购本身既是产业与企业成长的手段,也是结构调整最出色的手段。引领90年代信息通信革命的思科(CISCO)就通过大量并购不断成长。作为世界顶级企业之一的通用电气也是如此。无论敌意还是善意,通过并购都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成长。第三,可活跃股票市场。通过敌意并购使隐藏价值显现,股价上涨,股票市场趋于活跃。 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第一,围绕敌意并购的攻防使股价相对企业价值异常上涨时,经营权防御成本可能急剧增加。第二,会使企业拘于短期经营业绩而非着眼长期成长的投资,长期来看可能对股东和管理层双方都不利。第三,部分投资者可能以获取价差为目的,打着敌意并购的旗号进行操盘。 第四,盲信并购效果可能导致国内企业被低价卖给外国,并在长期削弱国内产业的成长基础,这一指摘依然成立。 最后,以外部资本收购不良企业,有可能使收购方企业也陷入不良。应以用留存资金进行并购的国外案例为范本。 近期敌意并购的趋势与过去也无大差异。作为代表性案例被提及的兆光涂料,同样没有脱离第二大股东介入的既有模式,属于对第一大股东经营不满的第二大股东借助外部力量争取经营权的典型案例。 但整体而言,善意并购仍是主流,而非敌意并购。例如,看看去年以来盛行于股票市场的A&D(Acquisition & Development:收购后开发)。主要收购不良企业这一点与过去的并购并无太大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筹措收购资金的方式之一,采用了收购方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换股等方式。此时,若被收购企业的大股东对收购方股价上涨没有信心,并购本身就无法成立。 敌意并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股价暴跌时管理层负责辞职是时代潮流。企业价值下降而既有管理层却不承担责任时,即便通过敌意并购去寻找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管理层,也是理所当然的。 IMF经济危机之后,社会氛围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视并购为敌的气氛。就各经济主体应有的姿态,笔者提出如下看法。首先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态度对并购的活跃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作用的核心在于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并公平地执行。与并购相关的规则,其目标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应建立能够最有效地提升并体现企业价值的制度。并且应克制介入存在经营权纷争公司的争端。唯有如此,才能更容易实现政府通过股价回升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企业。需要认识到企业的主人并非固定不变。能够高效提升企业价值的管理层来经营,是理所当然的。专业经营层应对经营负责,并依企业业绩获得报酬。 最后是个人投资者。并购本身不是会下金蛋的鹅。并购纷争过程中股价常会产生泡沫,对此须始终保持警觉。只有通过并购提升了企业价值,并购才有意义。当并购演变为金钱游戏时,应冷静实现获利并退出。
崔正植/现代投信证券研究团队专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