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8-01

[创刊40周年特辑·听海外专家说] 爱德华·M·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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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海外专家谈②] 爱德华·M·格雷厄姆"韩国财阀应提高透明度、分离旗下金融业务" 对外国人而言,20世纪末韩国经济的面貌十分令人惊讶。 首先,1997年底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所谓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萧条。韩国是二战后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的第一个国家,30年来持续高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韩国也成功地在政治上从独裁国家转变为民主繁荣的国家。 两种转变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像韩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国家,必然会以某种形式经历倒退过程。特别是在经济层面,在1997年危机之前也曾多次经历所谓的"增长型萧条"。但1997至1998年的萧条与此前的萧条完全不同。而且在1997年之前,事实上没有任何专家预测到韩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更没有专家认识到韩国经济结构性脆弱到那种程度。 此外,萧条来袭时,许多悲观论者主张韩国克服困难必然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因此,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自然是韩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之快。从1998年负6%的增长,到1999年摆脱困境实现超过10%的高增长,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 回过头看,1998年的萧条和其后的经济复苏都完全可以理解。正如曾任世界银行副总裁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尔大学的表鹤吉教授等群星般的学者所指出的,IMF作为救助贷款条件向韩国提出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并使1998年的萧条更加恶化。按照IMF要求实施的高利率把许多公司、甚至健康的公司都推向破产,IMF之下的财政政策则切断了韩国经济的"自然安全阀"。 当然,即使IMF的条件不同,1998年的萧条也难以避免。只是IMF"加剧"了萧条的程度。当然,危机也不是IMF引发的。但如果IMF对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者的话稍加倾听,1998年的萧条本会轻得多。 从根本上看,引发韩国危机的是企业的过度投资。这是一种在经济层面毫无前景的行为,既没有向投资者返还本金的前景,也无法向债权人正常支付本息。债权人、特别是海外债权人察觉到过度投资的严重性,拒绝追加融资(包括短期债务的延期),1997年的危机由此爆发。海外债权人的债务偿还要求导致韩国外汇储备枯竭和韩元大幅贬值。信用紧缩演变为生产萎缩,进而引发萧条。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贬值的韩元和作为问题根源的过度投资,使韩国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因为与其他遭遇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不同,90年代韩国的过度投资集中在可以出口到国外的商品领域。随着韩元贬值,韩国商品竞争力提高,加上过度投资使产量能够充分扩大。而且巧合的是,韩国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形势非常好。因此1997年供给过剩的商品在两年后变为适度水平乃至供给不足状态,价格也随之上涨。半导体就是一个好例子。 经济复苏大部分得益于出口增长,原因也在于此。公共支出的扩大也对经济复苏有所帮助。家庭消费增长、库存积累也是1999年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但这是对1998年萎缩的反作用,因此看来难以长期持续。因此,2000年的增长率将低于1999年,2001年将进一步下降。但几乎没有人认为萧条会再次出现。 尽管复苏迅速,但在金融危机和萧条过程中,韩国经济暴露出诸多弱点。如果韩国经济无法治愈这些弱点,长期维持增长势头将面临很大困难。当前主要的关注点可以说是这些弱点是否得到改善。 大多数专家指出,金融结构调整等结构改善正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但依然不足。在仍然不足的部分中,首先被指出的正是财阀改革。 关于财阀改革的讨论因两个事实而变得复杂。 第一点或许是财阀批评者不愿听到的,即财阀在过去30年是韩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角。财阀旗下公司开展着世界级规模的经营活动,拥有世界级技术,经营能力总体来看也较为优秀。(例如Samsung Electronics即便在金融危机当时,也被西方媒体评选为经营最出色的公司)财阀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理所当然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甚至已被解体的大宇集团也一直以世界级规模经营。从世界主要汽车公司竞相争取收购大宇汽车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97年我在首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在金融危机开始之际离开了韩国),曾对大宇汽车的品质印象深刻。外国投资者正是看中了大宇汽车的这种品质,以及大宇铺设在众多新兴市场的销售网络的优势。 但第二个事实则是财阀拥护者不愿听到的。财阀的最高管理层处于必然会犯错误的结构之中,实际上也经常向经济上含糊不清的业务投入巨额资金。 更重要的是,在韩国,当财阀最高管理层犯错误时,没有能够有效制衡的力量。如前所述,1997年危机的责任应由财阀承担。因为财阀把大规模外国资金用于前景不明的业务。正如大宇的案例充分显示的,财阀借入的资金远多于正式披露的数额。直到去年夏天还说大宇的负债为490亿美元,但去年9月进行实地核查的结果,实际负债增加到730亿美元。仅大宇株式会社为支援其他关联公司而非法运作的资金就达80亿美元,当时发现仅此一项就足以使大宇株式会社破产。 大宇的情况或许属于最坏之列,但问题在于与大宇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财阀之所以能够如此盲目扩张,原因之一正是会计标准不透明。透明度的缺失是财阀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财阀不被信任的原因超出了会计信息的层面。在韩国,没有独立的主要机构来监督财阀的经营业绩及投资计划,并在其愚蠢地投资借款时说"不"。在发达国家,不仅是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广义上的金融机构都在履行这种监督职能。它们独立运作,并具备一旦按自身判断认定自己的资金被错误使用便立即收回资金的能力,因此发挥着高效的职能。 在韩国,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过程中,政府通过处于其控制权之内的银行履行了这一职能。因此也有争论认为,韩国政府在80年代放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推进放松管制,导致缺少履行金融监督职能的替代群体,从而引发了1997年的危机。从逻辑上看,理应由银行代为履行监督职能,但相比财阀的体量和能力,银行已变成弱小而无力的存在。韩国的财阀不仅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存在。 因此在1997至1998年,更强大、更独立的银行的必要性被强烈提出。现政府强烈感受到这种必要性,推进了许多有效的金融结构调整。银行数量比1997年大幅减少,存续银行的财务状况也有所改善。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改革已经完成,还留有许多课题,但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 与此同时,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领域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一领域相对而言几乎没有进行结构调整。为了充分制衡财阀,不仅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也必须强大而独立。 然而不幸的是,在韩国财阀已经掌控了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甚至共同基金都在财阀旗下。 这从长期看将对韩国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对财阀自身也是坏事。例如,如果非银行金融机构强大而独立,本可以阻止大宇的破产。 由此,韩国当下极为迫切的两项课题浮现出来。第一是继续施加压力,使财阀更加透明。强制编制符合国际标准的合并财务报表是一项正确而重要的进展。 第二是金融与企业的完全分离。要有效制衡财阀的经济力量,只有这条路。如上所述,这不仅对韩国经济,对财阀自身也是必要的。 财阀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若不以此为前提,金融机构就无法有效履行监督及制衡的作用,韩国政府已在推进这一点。 金融与企业的分离尚未推进。而且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事实上,在经济正在复苏的情况下,再次回避财阀与金融分离这一艰难课题的诱惑将会非常大。 但必须铭记,金融与财阀分离、相互独立运作从长期看是有利的。也不应忘记,如果金融与财阀不实现分离,1997年危机重演的风险将始终潜伏。 /整理=李世正 纽约特派员 输入时间 2000/08/01 16:28 ◀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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