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将韩国的特殊性融入结构改革"[创刊40周年对谈] 李贤宰 学术院院长-裴茂基 蔚山大学校长 韩国经济的现状……前路何在 李院长=首先祝贺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40周年。Seoul Economic Daily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活见证。韩国经济真正开始发展是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的,Seoul Economic Daily一路见证并给予了诸多指导。 回顾韩国经济走过的40年,广义上可以说是开发的年代。正如美国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指出的, 经济开发初期与高速增长期的特征是出口第一主义,即要素投入型生产方式。我们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实现产量最大化,以这种要素投入型方式度过了开发年代。 但最近经济整体已到了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结构调整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可以说我们已进入从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增长型过渡的不可避免的阶段。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结构调整也是世界性趋势。 IMF的到来可以说是必然过程。要从要素投入型转向生产率增长型,已到了没有结构调整便不可行的极限,而危机正是在这一阶段袭来的。 我们现在正经历结构调整的艰难,但必须好好度过这次机会。 裴校长=我们在初期虽然未能获得国民乃至知识阶层对经济开发的认同与支持,但仍有把经济开发做成的经验。特别是朴正熙总统亲自出面督促扩大出口。 40年过去的今天,整体上对经济的认识面已经拓宽。大家都很清楚问题在哪里。但要推进改革,达成共识却变得相当困难。环境变化很大。经济改革需要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 在40年的开发过程中,我们或许确实是以"井底之蛙"的方式引领经济的。不过在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资金之后,我国经济正迎来全球化时代。
李院长=我们虽然突然经历了IMF管理体制这一局面,但正在IMF的指导下推行经济改革。这一度可以看作外压下的外部约束型改革。不过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本应经历的调整过程。 只是,如果我们自主地进行(改革),或许就不会经历(IMF这种局面),但单就韩国经济这一单位来看,这是必然要经历的局面。此前谈论改革经济的声音很多,但难免流于口头。在积压到喉头的情况下出现的就是IMF。 只是IMF体制的经济运营原则是美国式的原则与方式。正如裴校长所指出的,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正当性是全体国民都有共鸣的部分。企业、学者、政界人士都在谈改革。但从哲学上说,改革是应然(SOLLEN)的问题,而不是实存(SEIN)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过程。 举例来说,要求BIS(国际清算银行)比率达到8%,要求财阀把负债比率降到200%以下,这些是美国式标准,是IMF式标准。我们有自己的土壤和环境,这些数字只是指导线,若变成为凑数字而制定的政策就麻烦了。 结构改革与创新有其正当性,但在推进这些的过程中,我认为必须融入韩国的特殊性。例如(财阀的)负债比率原为500%~800%,一下子压到200%,企业可能全都活不下去。因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韩国的条件。看看最近的现实情况就能体会到这些。我认为只有加入东方式乃至韩国式的因素,结构改革才能实现。 裴校长=经历IMF以来,对举债经营的警惕似有提高。但最近环顾我国企业,可以看到有些部分对举债经营的警惕已经松懈。我国经济已纳入国际经济秩序,但我国企业对国际经济潮流的认识似乎不足。 韩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忽视了保护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股东的制度。韩国式财阀结构与企业决策结构必须向全球标准靠拢。 这些正是政府与企业间拉锯的本质。企业应更前瞻地转变思维,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纳入国际经济这一事实,并尽快使这些符合全球标准。我国在生产技术等方面有优势,只要改变企业结构,就能发展得相当好。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政府应对企业的结构改革提出要求并加以引导。 李院长=要让经济好起来,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作为实践主体的企业、作为参与主体的国民都要有统一的目标意识,并对手段有高度共识。这样实践程度才会提高。所有主体共同承担责任时,改革成效才高,才能没有阻力地推进,不是吗?企业要以企业的方式,对至今的经营方式作痛切反省;政府则应发挥引导作用,营造市场经济氛围。因为一方没做好,另一方就在变强,这样是不行的。企业自主经营、政府也交由市场经济,这才是上策。
李院长=金融结构调整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此前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没有从长期视角来梳理,而是急于采用对症疗法的倾向很浓。看看近来的情况,要顺应金融的国际潮流就得搞金融改革,而这样一来不就产生了金融业工会与信用紧缩的问题吗。 此前韩国金融界沉浸于惯性,为打破这些,改革必须跟上。 目前已投入超过100万亿韩元的公共资金。投入这么多,金融机构本应正常化,但并非如此。只是给政府带来成本负担。公共资金的投入若造就金融机构不良的惯性,那就糟糕了。 重要的是必须培养金融机构自主自立的能力。在投入公共资金、治疗银行不良的同时,必须严格推进金融产业自身的健全化。 最近利率虽低,但资金枯竭,原因在于要求遵守BIS比率。因此银行不愿放贷,出现了信用紧缩现象。BIS比率作为指导线是好的,但应结合我国实情加以适用。 我国对间接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也很高。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划时代地发展直接金融市场,把它用作筹措长期资本的窗口。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60%~70%的资金流向了第二金融圈。这一现象正成为推高利率与金融产品风险度的因素。 在金融改革过程中,首先有必要稳固长期金融市场与直接金融市场。 政府的指导金融、媒体所说的所谓"官治金融",是银行不良的原因。在银行无法自主放贷的情况下,却只让其承担责任。必须赋予银行自主权,才能把官治金融的弊害降到最低。为促进经济发展而让资金流动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一点过度也会变成官治金融。 由于投入了100万亿韩元以上的公共资金,所有银行都变成了国有银行。银行以接受公共资金为代价,人事与经营的自主性受到侵害,这些都不是好现象。 裴校长=问题最终在于金融部门作为一个产业未能正常发挥功能。原因是官治金融与企业部门的不良。 这两个问题在投入100万亿韩元以上公共资金之后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也有人指出,工作外包(企业结构改善作业)对象企业中可再生的不足30%。其余的只是在拖时间。 对只是拖时间的企业,应考虑大量作破产处理。日本不也因国家负债过多而烦恼吗。我认为存在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工作外包企业中无法存活的应予清理。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来自企业方面的不良传染。要收尾金融结构调整,就必须消除企业部门的追加不良。
李院长=这次就像最近银行罢工所显示的那样,我们来谈谈集体利己主义吧。就这个问题而言,裴校长是专家。 裴校长=我们有时会把某一方指为集体利己主义,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往坏处看。 无论是医药分业还是出租车分业,对于预计会有相当社会对立的领域,政府应让站在公益立场上的人士拿出解法,事先备有具体的草案或模式。就出租车月薪制而言,法律规定实施月薪制之后已过三年,法律仍未施行。出租车工会罢工,政界才在那时说要搞月薪制。 关于医药分业,也需要由中立人士拟出解法草案、再折中双方的做法。我们社会需要对这类纠纷调解的事前准备与意识。 另一点是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我国警察和检方没有好好办事。有过将企业主监禁一个月以上的事例,警察却没有出动。由于公权力没有做该做的事,如今已到了法律与秩序不被遵守、极其不便的时点。 不知是否已经越过了限度。如今法律与秩序已崩坏到让所有人都感到极不方便的程度。 李院长=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上是由具有利己心的个人来运作的。尽管如此,利己心不是无限发展,而是在社会层面被调节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否认社会中存在利己心。所谓集体利己主义,有时出现在利害关系一致的人们之间,另一种则出现于群众性氛围中。 问题在于利害关系共同的人们的利己心。工会不也是把集体利己主义组织化的产物吗。如果因集体利己主义发生了纷争,只要对该问题作充分检讨后再施行政策,集体利己主义不也可以被接纳为健全的诉求吗。 我希望政府先就法案或政策启动,在检讨过程中召集利益集团,通过对话与达成共识等实验过程再往前走。若在施行政策之前进行相当的检讨与协商,集体利己主义就会缓和,并可成为健全的诉求。当然在实践上并不容易。这是政府和各集团利益相关者都应思考的事。 前面相当强调了法律问题,必须确立法治国家的真谛。要以依法的方式、以教化引导的方式,把国民引向某个方向。 要让依法的方式得以实践,立法就要到位,施行也要到位。国民最终相信的是法律。必须让人们能够想到,最终可以紧急避难的正是法律。 从这个角度看,严正确立法秩序很重要。检方与法院应深切具备这样的使命感。 所以应当思考:明明有法律、有执行机关,为什么这类议论还频频出现。问题在于惯例与法律不一致。真正的法治国家极为重要。 话题转到南北关系吧。 裴校长=在南北关系上,对周边强国的四强外交很重要,政治军事因素也很重要。若把这些要素向有利方向展开,并活跃南北交流,南北间的经济差距就会缩小,统一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在公共部门,南北间可以进行不等价交换。但在民间部门,我认为南北间交易应遵循市场原理。这就是我的想法。德国在公共部门也做了很多不等价交换。 考虑到对方的体制,障碍很多,绊脚石也很多。但仍要继续为统一而努力。 李院长=我完全赞同裴校长的话。重要的是如何缩小并克服南北间各种异质化问题。如何克服文化上的异质感极为重要。 朝鲜半岛是冷战体制唯一残存的地区。我们与美国、日本的文化异质感反而较小,而同属一个民族的南北之间异质感却很严重,这是严重的问题。 那么就要思考该怎么做。敏感的政治问题逐步解决,学术性问题与经济交流则分阶段推进,经历同质化的过程。在那之后,才能在相同的基础、相同的价值观上对话。 首先南北交流必须活跃。这样人的感情也能交流,文化异质现象也能逐步克服。如此自然就能克服异质化,并通过北方的经济增长很好地实现经济运营方式的共通化。我认为通往统一的重要通道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李院长=经济学者之间热议要改变经济学,这是事实。有人说这是经济学的危机。在这些讨论中既有学术层面的问题,也在其他方面意味着危机。 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要学经济学。如今经营学远比经济学受欢迎。理论上没有比经济学更精致的社会科学,但从理论的深邃性与普遍性来看,与信息化社会的实用性不无冲突。 极端地说,很多人讲经济学系毕业后除了留校别无其他出路。从这一点看,经济学确实感受到了很强的社会性危机感。经济学终究是支撑经济政策的。没有理论基础的经济政策生命力薄弱。以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才能有长期生命。 对经济性思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我认为在培养有深度的思考方面,没有什么比得上经济学。 另外,在(经济学)危机论的一侧,也有人指出难道没有"韩国式经济学"吗。意思是我们生活在韩国,却教欧美式的经济学即新古典派经济学,这样可以吗。 但我并不认为存在独立的韩国式经济学。 经济学是经过检验而具有普遍性的。只是在适用过程中,在韩国代入韩国式变量,在美国代入美国式变量即可。 理论是普遍的。只是存在如何把握并代入环境变量的问题而已。在韩国,必须放入韩国这一情境变量才成为经济学。 裴校长=经济学危机之说确实出现很多。 经济学的危机可以说是宿命性的。经济学的有效性在于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太快、太复杂,并呈全球化与大型化趋势,经济学难以跟上也是事实。 比如看看今天的"交易"。借助信息化瞬间完成,变得极为复杂,并在国际间进行,而能够涵盖这些的经济学尚未出现,这是事实。 所以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危机论只能被宿命性地接受,但若有某位眼光清明的学者作出宏大的设计,经济学就会重新复活。过去的凯恩斯经济学不也是因环境变化太大而如此吗。 李院长=近来说风险产业的泡沫正在破裂。我的看法是,从尊重年轻人创造性这一点看,风险产业是有意义的。在对待风险企业的姿态上,需要能够稳定培育风险企业的姿态。 裴校长=我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风险企业相当契合韩国人的才能与气质。这一产业是相当新的领域,应通过尽早参与以信息化产业为中心的新领域来适应新的千年。 很多年轻人进入这一新领域,我认为这些对我们是巨大的资产。错误的支援不可取,但我的想法是政府应继续支援和培育风险产业。在亚洲圈,我们正崛起为互联网产业强国。我认为我们也有向中国和日本出口的余力。我认为需要政府层面的培育对策。 李院长=好不容易形成了风险产业的氛围,若泡沫化就麻烦了。不过我认为也需要以更沉着的方式把略显亢奋的氛围夯实并培育起来的反思。 裴校长=我认为泡沫最终由市场来清除。以泡沫为由认为要从风险产业撤手,这是不可取的。
李院长=上一个千年的后半期,也就是上个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成为信息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为提高效率,人类的智慧得到发展并被应用。然而在提高人类效率的过程中,产生了人的异化。在各种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本身被疏离了。 人类正被自己创造出的信息技术挤压在这个地球上。因此在新千年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加速的过程中,人性的恢复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种没有背离的人性恢复,将成为人类最大的运动。归根结底,人性恢复只能靠市民精神,并通过它维持今后的社会。 民主主义以多数决为原则。正如美国硕学阿尔文·托夫勒所预测的,社会越多样化,就可能越难达成多数决。 我们有必要重新解释:在带领社会或共同体、小集团时,是否一定要遵循多数决原则。收入提高、走向福利社会后,多样化问题会进一步发展。 当社会多样化、个性多样化时,能够引领这个社会的要素只有市民精神。我认为培养市民精神,通过社会教育等途径很重要。 市民精神归根结底是退后一步的谦让精神。必须成为能够对自己作出最低限度牺牲的社会。 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仅凭它并不能使经济发展、成为福利社会。我认为重要的是职业精神。 回顾圣水大桥倒塌、三丰百货店倒塌的时候。那时的问题不会出自技术不足。而是因为专家们没有尽本分。技术人员和企业没有端正的职业精神,监理公务员没有职业精神,劳动者也没有职业精神。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职业意识的现代化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认为在技术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问题极为重要。各级、各界领导层若不真正率先垂范,国民就不会跟随。再强调一次,意识的现代化、职业精神极为重要。 裴校长=对共同体精神与市民精神我完全赞同。 进入新千年后,信息化与国际化必将加速。不同语言与文化相互渗透、交流的情形会增多。如此一来,我们也会产生认同性的问题。 新千年里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仍将存在。因此无论多么新的时代到来,我认为还是要努力守护韩国式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各国拥有多样的文化、价值观与伦理,从全世界来看,若视之为花园,就意味着能够拥有多样文化的花园。 守护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很重要。我认为即便进入新千年,也应守护韩国式价值观,在世界层面构成多样性的一部分。 李院长=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普及度低,这无疑是事实。这一点确凿无疑。想必也有人对此感到情结。但我们有必要维护自己的文字,并作更好的研究。就以这句话结束对谈吧。/整理=温钟勋记者 JHOHN@SED.CO.KR ◇简历 ●李贤宰 学术院院长 1929年生 53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69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博士 61~88年 首尔大学教授 71~72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教授 81年~ 学术院会员 83~85年 首尔大学校长 88年 国务总理 89~92年 总统教育政策咨询会议委员长 89~95年 韩国精神文化院院长 95年~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96年~ 国民大学财团理事长 96年~ 学术院院长 97年~ 湖岩财团理事长 9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经济发展论 资本市场与股权分散 韩国经济论 财政学 财政经济学
●裴茂基 蔚山大学校长 1939年生 62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67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硕士 75年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70~85年 首尔大学教授 80~81年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83~85年 韩国劳动经济学会会长 85~87年 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88~90年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91~93年 首尔大学企划室长 95~96年 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96~97年 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常任委员 96~97年 通商产业部产业政策咨询委员长 97~2000年2月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2000年3月~ 蔚山大学校长 劳动经济学 韩国的劳资关系与就业 韩国劳资关系的改革 WOMEN'S WAGE AND EMPLOYMENT IN KOREA 韩国的工业劳动研究 输入时间 2000/07/31 16:07 ◀ 上一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