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40周年特辑] 李贤宰 学术院院长—裴茂基 蔚山大学校长:韩国经济的现状……前路何在 "在结构改革中融入韩国的特殊性"
李会长=首先祝贺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40周年。Seoul Economic Daily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活见证。韩国经济真正开始发展是从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开始的,Seoul Economic Daily一直守望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并给予了很多指导。 回顾韩国经济走过的40年,从广义上说可以称为开发的年代。正如美国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指出的, 经济开发初期和高速成长期的特征是出口第一主义,也就是要素投入型生产方式。我们以低廉的劳动力为基础实现生产最大化,并以这种要素投入型方式度过了开发年代。 但最近已到了整个经济不可避免要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结构调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从要素投入型方式向生产率增长型方式过渡的必经阶段。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结构调整也是世界性趋势。 可以说IMF的到来是一个必然过程。要从要素投入型方式转向生产率增长型方式,已到了不进行结构调整就不行的极限,正是在这一阶段危机袭来。 我们现在正经历结构调整的艰难,但必须好好度过这次机会。 裴校长=初期国民对经济开发的认识乃至知识界都不支持,但我们有把经济开发做成的经验。特别是朴正熙总统亲自出面督促扩大出口。 40年过去的今天,整体上对经济的认识面变宽了。大家都很清楚问题在哪里。然而虽说要改革,形成共识却变得相当困难。环境变化很大。经济改革需要形成共识的过程。 在40年的开发过程中,我们或许也确实是以"井底之蛙"的方式引领经济的。但在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金融之后,我们的经济正迎来全球化时代。
李会长=我们突然经历了IMF管理体制这一局面,但正在IMF的指导下推行经济改革。这一度也可以看作是外压带来的外部约束型改革。但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本应经历的调整过程。 只是如果我们自主地(进行改革),也许就不会经历(IMF这种局面),但把韩国经济单独来看,这是必然要经历的状况。此前关于改革经济的说法很多,但不免流于口头。在已经满到喉咙口的状况下出现的就是IMF。 只是IMF体制的经济运营原则是美国式的原则和方式。正如裴校长所指出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正当性是全体国民都认同的部分。企业、学者、政界人士都在谈改革。但从哲学上说,改革是应然(SOLLEN)的问题,而不是实存(SEIN)的问题。我们如何推进(改革)过程才是我们的问题。 举例来说,要求BIS(国际清算银行)比率达到8%,或要求财阀把负债比率降到200%以下,这是美国式的标准,是IMF式的标准。我们有自己的土壤和环境,因此这些数字只是指导线,若变成为凑数字而制定的政策就麻烦了。 结构改革和创新有其正当性,但我认为在推进这些的过程中必须融入韩国的特殊性。例如(财阀的)负债比率原为500%~800%,若一下子压到200%,企业可能全部死掉。因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韩国的条件。看看最近的现实状况,就能感受到这些。我认为只有加入东方式乃至韩国式的东西,结构改革才能实现。 裴校长=经历IMF以来,对举债经营的警惕似有提高。但最近环顾我们的企业,也能看到对举债经营警惕松懈的部分。我们的经济也已纳入国际经济秩序,但企业对国际经济潮流的认识似显不足。 韩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忽视了保护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股东的制度。韩国式财阀结构和企业决策结构必须向全球标准靠拢。 这些正是政府与企业间拉锯的本质。企业应更前进地转变思维,认识到我们经济已纳入国际经济这一事实,并尽快使这些符合全球标准。我国在生产技术等方面有优势,只要改变企业结构,就能发展得相当好。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政府应对企业的结构改革提出要求并加以指导。 李会长=要让经济好起来,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作为实践主体的企业、作为参与主体的国民都应有共同的目的意识,对手段的共识度也要高。这样实践度就会提高。所有主体共同承担责任时,改革成效才高,才能没有抵抗地推进,不是吗。企业要对以往的经营方式作痛切反省,政府则要发挥指导作用,营造市场经济的氛围。因为一方没有做好,另一方就变强,这是麻烦的。企业自主经营、政府也交给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
李会长=金融结构调整可以从多个层面看。此前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没有从长期视角加以梳理,而是急于采取对症疗法的倾向很浓。看最近的情况也是,要符合金融的国际趋势就得进行金融改革,而这样一来不就产生了金融工会和信用紧缩的问题吗。 此前韩国金融圈沉溺于惯性,为打破这些就必须伴随改革。 目前已投入超过100万亿韩元的公共资金。投入这么多,金融机构本应正常化,却并非如此。只给政府带来成本负担。公共资金的投入若造成金融机构不良的惯性就麻烦了。 重要的是必须培养金融机构自主自立的能力。在投入公共资金、治理银行不良的同时,必须严格推进金融产业自身的稳健化。 最近利率虽低,但资金枯竭,原因在于要求遵守BIS比率。因此银行不愿放贷,出现了信用紧缩现象。BIS比率作为指导线是好的,但应结合我们的实情来适用。 我国对间接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也高。要克服这一点,必须划时代地发展直接金融市场,将其用作筹措长期资本的窗口。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60%~70%的资金流向第二金融圈。这种现象成为推高利率和金融产品风险度的因素。 在金融改革过程中,首先需要稳固长期金融市场和直接金融市场。 政府的指导金融,即媒体所说的"官治金融",是银行不良的原因。在银行无法自主放贷的情况下,却只让它承担责任。只有给银行自主权,才能把官治金融的弊害降到最低。让资金流向经济发展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一点过度了也会变成官治金融。 投入100万亿韩元以上公共资金的结果,是所有银行都变成了国有银行。银行以接受公共资金为代价,人事和经营自主权受到侵害,这些都不是好现象。 裴校长=问题归根结底是金融部门作为一个产业未能正常发挥功能。原因在于官治金融和企业部门的不良。 这两个问题即便投入了100万亿韩元以上公共资金也未得到切实纠正。有人指出,在工作组(企业结构改善作业)对象企业中,可以重生的企业不足30%。其余的只是在拖时间。 对只是拖时间的企业,应考虑大量按破产处理。日本不也因国家负债过多而烦恼吗。我认为存在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工作组企业中无法存活的企业必须清理。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来自企业方面的不良传染。要收尾金融结构调整,就必须消除企业部门的追加不良。
李会长=这次来看看最近银行罢工所反映的集团利己主义吧。就这一问题而言,裴校长是专家。 裴校长=我们有时会把某一方指责为集团利己主义,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往坏的方面看。 无论是医药分业还是出租车分业,对于预计会有相当社会对立的领域,政府应让站在公益立场的人士拿出解决方案,事先备有具体的草案或模式。就出租车月薪制而言,从法律规定实行月薪制起过了3年,法律都未施行。出租车工会罢工了,政界这才说要实行月薪制。 关于医药分业,也需要由中立人士拟出解决方案草案、再折中双方的办法。我们社会需要对这类纠纷调解的事前准备和意识。 另一点是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我们的警察和检察机关没有好好履职。曾有把企业主监禁一个月以上的事例,警察却没有出动。由于公权力没有做本应做的事,现在已到了法律与秩序不被遵守、非常不便的时点。 不知是否已经越过了限度。如今法律与秩序已崩坏到让所有人都很不便的程度。 李会长=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上是由具有利己心的个人运作的。尽管如此,利己心并非无限发展,而是在社会层面被调节的。 我认为不必否认社会存在利己心。所谓集团利己主义,有时出现在利害关系一致的人之间,有时出现在群众性氛围中。 问题在于利害关系相同的人的利己心。工会不也是把集团利己主义组织化的产物吗。如果因集团利己主义发生了纠纷,只要对该问题作充分检讨后再施行政策,集团利己主义不也可以被接纳为健全的要求吗。 我的想法是,政府先就法案或政策启动,在检讨过程中召集利益集团,通过对话与形成共识等实验过程向前推进。如果在政策施行前进行相当的检讨与共识,集团利己主义就会缓和,从而变成健全的要求。当然实践上不会容易。这是政府和集团利害关系人都要思考的事。 前面相当强调了法律问题,必须确立法治国家的真谛。要以法律的方式、以启导的方式把国民引向某个方向。 要落实依法的方式,立法要到位,施行也要到位。国民最终相信的是法律。必须让人们能够认为,最终可以紧急避难的是法律。 从这个角度看,严正确立法秩序很重要。检察机关和法院应深怀这种使命感。 所以要思考:既然有法律、有执行机关,为什么这类话还常常出现。问题在于惯例与法律不一致。真正的法治国家极其重要。 话题转到南北关系吧。 裴校长=南北关系中,对周边强国的四强外交很重要,政治军事因素也很重要。若把这些因素向有利方向展开,并活跃南北交流,南北间的经济差距就会缩小,统一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 在公共部门,南北间可以进行不等价交换。但在民间部门,我认为南北交易应遵循市场原理。这是我的想法。德国也在公共部门做了很多不等价交换。 考虑对方的体制,障碍很多,绊脚石也很多。但仍要为统一而努力。 李会长=我完全赞同裴校长的话。重要的是如何缩小并克服南北间的各种异质化问题。如何克服文化上的异质感非常重要。 朝鲜半岛是唯一还残留冷战体制的地区。我们与美国、日本的文化异质感反而较小,而同为一个民族的南北之间异质感严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要想该怎么做。敏感的政治问题逐步解决,学术性问题和经济交流则分阶段推进,经历同质化的过程。在那之后才能在同样的基础、同样的价值观上对话。 首先南北交流要活跃。这样人的感情也能交流,文化上的异质现象也能逐步克服。那样自然就能克服异质化,并通过北方的经济增长很好地实现经济运营方式的共通化。我认为通往统一的重要关口也能在这里找到。
李会长=经济学者之间大量讨论要改变经济学,这是事实。有人说这是经济学的危机。在这种讨论过程中虽有学术层面的问题,但我认为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危机。 来看看为什么要学经济学的问题。如今经营学比经济学受欢迎得多。理论上没有比经济学更精致的社会科学,但从理论的深邃性与普遍性来看,与信息化社会的实用性不免有所冲突。 极端地说,很多人讲经济学系毕业后除了留在大学别无其他出路。从这一点看,经济学确实感受到很强的社会危机感。经济学终究是支撑经济政策的。没有理论基础的经济政策生命力薄弱。以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才能有长期生命。 对经济思维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我认为在培养深度思考方面,没有什么比得上经济学。 另外,在(经济学)危机说的一侧,也有人指出是不是没有"韩国式经济学"。意思是我们生活在韩国,教欧美式的经济学即新古典派经济学行吗。 但我并不认为另有一门韩国式经济学。 经济学是经过检验而具有普遍性的。只是在应用过程中,在韩国代入韩国的变量、在美国代入美国的变量即可。 理论是普遍的。只是如何把握并代入环境变量而已。在韩国,必须代入韩国这一情境变量才能成为经济学。 裴校长=经济学危机的说法出现很多,这是事实。 经济学的危机可以说是宿命性的。经济学的有效性在于说明能力和预测能力。由于对象变化太快、太复杂,并呈全球化、大型化趋势,经济学难以跟上也是事实。 比如看看今天所谓的"交易"。借助信息化在瞬间完成,且变得极为复杂,还是国际性交易,而能够统摄这些的经济学尚未出现,这是事实。 所以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危机论只能被宿命性地接受,但若有某位眼光清明的学者做出宏大的设计,经济学便可复活。过去的凯恩斯经济学不也是因为环境变化太大了吗。 李会长=据说最近风险产业的泡沫正在破裂。我的想法是,风险产业的意义在于尊重年轻人的创意。在对待风险企业的姿态上,需要能够稳定培育风险企业的姿态。 裴校长=我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风险企业相当契合韩国人的才能和气质。这一产业是相当新的领域,应通过及早参与以信息化产业为中心的新领域来适应新千年。 很多年轻人进入这一新领域,我认为这些对我们是巨大的资产。错误的扶持是不行的,但我的想法是政府应继续扶持和培育风险产业。在亚洲圈,我们正崛起为互联网产业强国。我认为也有向中国和日本出口的余力。我认为需要政府层面的培育对策。 李会长=难得形成了风险产业的氛围,泡沫化是不行的。但我认为也需要一种反思,把有些过热的氛围更沉着地夯实、培育。 裴校长=我认为泡沫最终由市场来清除。以泡沫为由就想从风险产业撤手,这是不行的。
李会长=上一个千年的后半期,也就是上个世纪,是科学技术极大发展、进入信息社会,并在提高效率的过程中人类智慧得到发展、得到应用的时代。然而在提高人的效率的过程中,发生了人的异化。在各种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自身被疏离了。 人正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信息技术挤出这个地球。因此,人性的恢复可以说是在新千年信息科技发展加速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种没有背离的人性恢复将成为人类最大的运动。归根结底只能靠公民精神来恢复人性,并以此维持今后的社会。 民主主义以多数决为原则。正如美国硕学阿尔文·托夫勒所预测的,社会越多样化,就越可能达不成多数决。 我们有必要重新解释:在带领社会或社区、小集团时,是否必须遵循多数决原则。收入提高、进入福利社会后,多样化问题会更加推进。 当社会多样化、个性多样化时,能够引领这个社会的要素只有公民精神。我认为通过社会教育等培育公民精神很重要。 所谓公民精神,归根结底是后退一步的谦让精神。必须成为能够表现出自我最低限度牺牲的社会。 科学技术也重要,但仅凭它经济不会发展,也不会成为福利社会。我认为重要的是职业精神。 回想圣水大桥垮塌、三丰百货店倒塌的时候。那不会是出于技术不足。而是因为专家们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技术人员和企业没有真正的职业精神,监理公务员没有职业精神,劳动者也没有职业精神。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职业意识的现代化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我认为在技术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的问题极其重要。各级、各界领导层若不真正率先垂范,国民就不会跟随。再强调一次,意识的现代化、职业精神极其重要。 裴校长=对共同体精神和公民精神我完全赞同。 进入新千年,信息化与国际化必将加速,这是明确的。不同语言与文化相互渗透、交流的情况会增多。这样一来,我们也会产生认同性的问题。 在新千年,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仍会存在。因此,无论多么新的时代到来,我认为努力守护韩国式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好的。各国拥有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从全世界看,若把它看作一个花园,就意味着可以拥有多样文化的花园。 守护对我们珍贵的东西很重要。我认为即便进入新千年,也应守护韩国式价值观,在世界层面创造出多样性的一部分。 李会长=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的普及度无疑是低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也会有人为此感到自卑。但我们需要维护韩文,并做更好的研究。就以这句话结束对谈吧。/整理=温钟勋记者 JHOHN@SED.CO.KR ◇简历 ●李贤宰 学术院院长 1929年生 53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69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博士 61~88年 首尔大学教授 71~72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教授 81年~ 学术院会员 83~85年 首尔大学校长 88年 国务总理 89~92年 总统教育政策咨询会议委员长 89~95年 韩国精神文化院院长 95年~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96年~ 国民大学财团理事长 96年~ 学术院院长 97年~ 湖岩财团理事长 9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经济发展论 资本市场与股权分散 韩国经济论 财政学 财政经济学 ●裴茂基 蔚山大学校长 1939年生 62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67年 首尔大学经济学硕士 75年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70~85年 首尔大学教授 80~81年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83~85年 韩国劳动经济学会会长 85~87年 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88~90年 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91~93年 首尔大学企划室长 95~96年 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96~97年 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常任委员 96~97年 通商产业部产业政策咨询委员长 97~2000年2月 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2000年3月~ 蔚山大学校长 劳动经济学 韩国的劳资关系与就业 韩国劳资关系的改革 WOMEN'S WAGE AND EMPLOYMENT IN KOREA 韩国的工业劳动研究 录入时间 2000/07/31 17:28 ◀ 上一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