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2-24

[国民政府两年/投稿] 崔公弼 韩国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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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宇与投资信托事件之后,金融当局比起消除不良因素,更着力于缓解在脆弱金融体系下可能被放大的市场不安,致使以自律、责任经营和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有所推迟。事实上,在因各种制约而在结构性改善上存在局限的现实中,由于道德风险,市场纪律的确立仍不充分。更何况,围绕我们的内外环境正从数字经济的兴起,到日元贬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流动性收缩与利率上行而迅速变化,但金融部门直到现在才开始形成以收益性为中心的经营惯例。因此,要使迄今为止的正面中期评价得以延续,就必须推进更为扎实的结构改革,以确保金融机构的收益基础。 第一,结构调整的焦点有必要在构建市场下层基础的同时,集中于意识、规范、制度运用范式等上层结构的改革。能够积极应对变化的决策过程改革,才是比数字上的比率更能克服我国经济脆弱性的重要部分。 此前,在企业部门的大交易、负债比率压缩之外,还强调了银行提高国际清算银行(BIS)标准自有资本比率等个体单位的稳健性目标达成。然而,与新环境相称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应对能力并未大幅提升。即便把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张与传统银行功能的萎缩视为趋势,在脆弱的市场基础之上强力推进的以数字目标为主的改革努力,在意识未变的情况下以短期应对为主展开,并加深了财阀集团对第二金融圈的支配现象。 为提高稳健性而在财务报表上的重组,在危机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宏观条件下迅速完成,但银行部门的业务基础却因贷款市场的两极化而反而在收缩。尤其是创投热潮与数字化近来成为又一差别化的原因,与过度依赖部分增长主导部门的我国经济的脆弱性相互交织,抬高了金融部门的风险。 第二,金融部门的改革要取得成果,除提高个体单位的稳健性之外,市场功能须大幅扩充。至今由于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市场纪律的奖惩与责任原则尚未确立,道德风险被比当局稳健性监管领先一步的市场参与者独占享有。 此外,在处理大宇、投资信托过程中换来的防止市场不安与保护投资者的代价,表现为债券市场功能下降以及利率被压制导致价格传导功能扭曲所引发的局部过热现象。由少数主导的股市行情与依靠财富效应支撑的消费支出,如今已蕴含相当的调整风险,并反映在近来对外部门的失衡迹象中。 因此,要减少各种冲击下经济的调整成本与脆弱性,我国的金融与外汇市场必须在功能与规模上大幅扩充。事实上,发达经济体的稳定基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纪律确立、效率提升后的市场调节功能,而非政府的微调。 第三,金融部门的稳健性不应再在处理不良部门的过程中被牺牲。尽管此前景气快速复苏,企业不良资产的相当部分仍作为金融机构的负担留存,今后新稳健性标准的适用、存款人保护制度的变更、市价评估制度的引入等也预计会带来不小的内部冲击。因此,为使金融机构能够凭自身应对能力吸收这些变化引发的冲击,当局也该细致分析介入所带来的副作用与好处了。事实上,由于环境受到保护,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能力或责任经营惯例难言有大幅改善,今后要具备微观风险分析与管理能力,必须强化各方重视市场的努力。 总之,金融部门的结构调整在强化稳健性监管的同时,恢复了金融制度整体的信誉,部分复原了金融中介功能,并在促进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为营造以收益性为基础的经营环境作出了贡献。然而,首尔银行等以及不良人寿保险公司的出售、相当规模公共资金的提前回收问题仍未解决。 今后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主导意识改革、治理结构改善、遵守市场纪律的民间自发努力,以及政府在提高监管标准透明度等环境营造方面的意志。显然,若没有以意识改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以公共性为基础的政策信誉的提升,金融部门的改革容易流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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