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2-22

以此为经济政策转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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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至少从表面数字看值得高度评价。曾因大企业反弹而看似难以实现的负债比率200%目标,到年底大部分将得以实现。金融改革虽仍留有投信公司结构调整,但不良金融机构已被大举清理,存活下来的金融机构达到了国际标准的自有资本比率。我国经济克服外汇危机并呈现快速复苏势头,可以说正是这一结构调整的成果。 然而在这些成果背后,副作用也不小。政府强迫财阀投入私人财产、过度介入大宗业务交换,使官治经济进一步强化。尤其是众多金融机构和不良企业事实上被国营化,其弊害十分严重。纠正官治经济已成为结构调整之后我国经济的最大课题。 从这一点看,金大统领在座谈会上强调企业自律经营具有重大意义。大统领所言“只要有竞争力,业主参与经营就不会说什么” ,可解释为要把企业的事交给企业,营造让企业干劲十足工作的氛围,也可理解为明年起将重点放在市场经济效率化上的意志。这是非常适当的政策变化。 但这绝不意味着以透明经营和责任经营为核心的财阀改革意志有所后退。结构调整与财阀改革并不会在今年年底结束。今年为止的结构调整侧重于财务结构改善。明年起的关键在于,在财务健全化的基础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竞争力。进入新千年,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变革浪潮将更加汹涌。 要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必须有技术开发和投资作支撑。财阀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明年以后企业的应对战略。这并非政府干预或强制就能达成的层面,须由企业自行完成。唯有如此才能成为一流企业,我国经济也才能实现先进化。 政府的经济政策应把市场经济的活跃置于优先。迄今为止的结构调整应升华为依市场原理由经济主体自主进行的改革。在尽快收尾大宇与投信公司结构调整之后,应加快国营企业民营化以及纠正政府管制与干预。现在正是寻求政策转变、以唤起结构调整之后我国经济活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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