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 李揆成 KAIST科技经营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前财政经济部长官) 朴振根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对谈时间 99年12月1日 对谈地点 Seoul Economic Daily接待室 韩国经济因外汇危机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托管已满两年。自97年底起,因高得惊人的利率,企业接连倒闭,劳动者被推向街头,经历了痛苦的磨难。然而,凭借国民、企业与政府刻骨铭心的忍耐与努力,韩国正实现世界上罕见的快速经济复苏。但我们仍留有许多待解决的课题,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前景也不明朗。 Seoul Economic Daily为重温过去两年克服危机过程中获得的教训,并探索迎接新千年的韩国经济发展方向,特别安排了身处克服外汇危机核心位置的前财政经济部长官李揆成(KAIST科技经营研究生院客座教授)与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振根的特别对谈。 李揆成教授=97年底外汇危机当时的经济状况在多方面都十分惨烈。外汇流动性不足与金融紧缩加剧,企业倒闭接连不断,失业者增加,产业生产急剧下滑。 但现在外汇储备已积累到足够水平,经济也转为正增长,失业也大幅减少。我认为,这是在国民共同努力之下,金大中总统发挥了领导力,国际社会给予帮助,才得以实现的。 朴振根教授=我认为,正因为有IMF时期上任的以李长官为首的现政府首个经济团队的献身努力,以及借鉴过去宝贵经验的明智应对,危机才得以有效克服。我国国民如今已经拥有了即使今后再面临同样局面也能克服危机的信心。 然而问题依然很多。韩国经济的“火锅式”属性、严重的低增长结构、企业部门对短期经济走势过度敏感的投资形态等,都是今后我国经济必须克服的课题。 李教授=回顾起来,IMF的过程确实痛苦。增长率为负5.8%的低增长,物价上涨达7.5%,失业者达180万人。 今后若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我们自身必须改变。要充实经济内在质量,打造内涵扎实的经济,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并按照全球化、信息化趋势改造体质。在社会层面,劳资关系应从对立冲突转为合作关系,并为此努力确立公平的社会制度。 朴教授=当时关于IMF政策处方实效性的讨论很多。但就个人而言,我认为IMF的处方是成功的。对处方看法的分歧,从大处看是凱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根本差异再一次显现。IMF有其一贯的哲学,因此很难说它是错的。当时的高利率政策虽对我们冲击很大,但我认为那是克服危机不可避免的措施。 李教授=我也同意这一意见。不能只拿最初的政策处方来评判IMF的政策处方。韩国政府至今仍在与IMF方面进行政策协商。外汇危机后立即出台的高利率与财政紧缩处方,是在IMF方面无法无限提供资金的情况下,为优先稳定外汇而不可避免的措施。不应只谈初期政策,而有必要整体地看待并评价至今仍在进行的IMF与政府协商的展开过程。 朴教授=克服危机过程中代表性的议题是金融部门的结构调整。虽然投入了公共资金,但从收缩导向的结构调整这一层面看是有意义的。不过至今的结构调整只是应急措施。从长期层面看,仍留有许多待解决的课题。 李教授=我也有同感。至今为止的结构调整是硬件式调整。今后还留有软件式调整的课题,如基于信用的贷款、通过人才培养确保金融的根本竞争力等。投资信托公司与保险公司的硬件式结构调整今后也将经历这样的过程。 朴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说,表面上看似克服了外汇危机,但不能认为导致我国经济不得不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已被治愈。外汇危机的核心原因,是在经常项目顺差基调尚未确立的状态下,汇率等内部因素与国际金融市场紧缩等外部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最近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并非顺差基调已经确立,只是在克服危机过程中少生产、少花费的结果所实现的顺差。顺差不是又在急剧减少吗?因此根本性的风险因素依然存在。对这一部分绝不可放松警惕。 李教授=指得对。经营我国经济的制约因素,从大处看是国际收支与通货膨胀。要防止经常项目逆差,重要的是协调、恰当地运用汇率、利率、税收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同样重要的是确保我们的竞争力。要努力改善制度、提升技术能力,以避免出现人们常说的高成本低效率现象。 朴教授=需要对过去的汇率政策进行反省。我国政府通常在经常项目逆差加剧时通过货币贬值来阻止逆差,物价紧张时则使货币升值,把汇率政策用作物价政策的补充手段。96年加入OECD之后,韩国以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资本项目顺差来填补经常项目逆差,反而维持了韩元的强势。这正说明,在经常项目顺差基调尚未确立的状态下,把汇率政策当作物价政策使用是多么危险。而且如今市场已不再认可中央银行的过度干预。 李教授=把汇率用作物价稳定手段,并未正确反映宏观经济的实情,因此并不可取。汇率政策的焦点应放在经常项目上,而不应放在资本项目上。应认识到经常项目均衡的重要性,并据此推进汇率政策。 朴教授=从社会核算的角度看,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社会支出超过了收入。社会上应确立在收入范围内支出的行为方式。为此,必须摒弃追求高增长的政策,转向追求适度经济增长。 李教授=潜在增长率指的是在维持充分就业的同时还能实现经常项目均衡的增长水平。像过去那样8%~9%的高增长如今已难以期待。 事实上,如果没有60年代的越南特需、70年代的中东特需、80年代的“三低”、90年代初的中国特需等海外特需因素,我们从未凭自身力量同时实现经常项目顺差与高增长。很多人误以为由外部因素带来的过去每10年一轮的顺差与内部均衡是我们凭自身力量实现的,我们必须彻底把握自身的能力与实情。 我国经济在结构上背负着逆差问题。 李教授=企业也应为确保透明性、治理结构合理化、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等积极努力。不能是因为政府要求才做,而应在“不这样做就无法在世界上生存”的认识下彻底进行结构调整。今后3~5年必须全力以赴。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应对国际金融体制的不稳定状态。浮动汇率制在理论上应能自动化解国际收支失衡。但现实反而在扩大国际失衡。在这种状况下,应更加关注国际货币制度与国际金融秩序的不确定性,并积极参与相关讨论,反映我们的立场。必须认真研究在不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生存的开放型小规模经济(OPEN SMALL ECONOMY)的应对之道。 朴教授=正是如此。在不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之下,韩国经济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积极参与以日元为中心的新亚洲货币秩序的构建,或为韩、中、日等区域内主要货币价值稳定而建立秩序。也应关注为实现这一点而设立国际机构。亚洲货币应被探索为继美元与欧元之后的第三极。 从长期看,如果韩日之间实体经济部门的关系不改善,两国间汇率价值的稳定就会变得困难,也无法摆脱货币冲击。 李教授=美元、日元、欧元等关键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带来了许多困难。在这样不稳定、内外不分的开放经济状况下,我们必须思考自身要如何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获得信任。经济主体如何维持并展现国际信誉度很重要。我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依赖,根本上是技术能力上的差距。21世纪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办法,除了扩充知识基础经济以提高生产率之外别无其他。必须建立能够实现知识基础经济的体系,而不只是口号,并努力善加运用与推广。 朴教授=今后结构调整仍将持续,但基本上必须实现意识改革与社会改革。否则政治、社会难以稳定,道德性与透明性也无法确保。只有经济主体的透明性得到支撑,才能发展到新的层次。 目前我们虽是OECD成员国,但需要区分泡沫与实情、不陷入幻想的政治与经济运营。而且不应把泡沫用于政治谋略。更何况,如果像地区矛盾这类妨碍内部团结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就无法发展。 进而,需要有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姿态。应在各个领域学习真正发达国家的政策或制度,并应用于现实。 李教授=我也有同感。我认为当前面临的国家课题首先在于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否则就无法谈经济的长期规划与发展。应以稳定为基础,凝聚国民意志进行改革。 第二,必须持续推进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不能是因为政府要求才做,而应基于我们必须自我改变的层面来进行。有人批评负债比率200%的标准过于一刀切,但应理解200%所具有的真正含义。世界上哪家银行会在负债比率超过200%的情况下借钱给你呢? 第三,必须把视野拓展到世界,更细致地关注并彻底把握世界经济动向。例如要观察美国经济能否软着陆、Y2K问题以及主要企业的动向。 另外还要建立能够实践知识基础经济的体系。 整理=全用浩记者CHAMGIL@SED.CO.KR
1999-12-01 | 정리=전용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周年特别对谈] 应通过改善经济体质夯实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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