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1-15

[编辑部专栏] 是与不是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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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内容虽可成为接近真相的旁证资料,但并非本质。郑亨根议员揭发此事、李道俊记者窃取资料、李记者从郑议员处收钱,更有因郑议员的“游击队”发言而使陈年的徐敬元访问北韩事件重新登场,以及这些内容喧嚣到压倒本质的程度,均属本末倒置。正因有文件,才有人去偷、去揭发,不是吗?一般人看待此事件的视角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视角认为,文日显记者应政权某些人士的要求撰写了该文件,政权内部参考该文件着手掌控媒体。 第二种视角认为,文日显记者出于虚荣心,自行制作文件寄给国民会议副总裁李钟赞,李副总裁如其本人主张那样未予重视而随意放置,其间落入记者之手。 第三种视角认为,是Joongang Ilbo为攻击政府而让文记者制作了这样的文件。这一推测源于文记者恰好隶属于与政府关系不睦的Joongang Ilbo。在对据称曾与文记者接触的Joongang Ilbo论说委员的调查中,似乎也追查了与此相关的嫌疑。 关于第一种情形,有人指出媒体文件的内容准确把握了媒体状况,掌控媒体的实施计划也很具体,且洪锡炫Joongang Ilbo社长被拘留虽与文件提议的方式略有不同,但进程相似。文记者与现政府实权人物的亲密程度也助长了此类推断。 鉴于该事件的性质,调查极为困难。若属第一种情形,因其相当于阴谋,调查将更为困难。因为调查对象必须是政权的实权人物,而只要他们不开口,就无法查明嫌疑。 或许正因如此,检方的调查结果似乎指向第二种情形。那虽也是可能性较大的情形,但此时必须充分考虑调查的公平性。 因为如此一来,文件撰写者文记者和保管期间遗失文件的李副总裁并无明显过错,过错只归于窃取文件的记者和揭发此事的国会议员。 对享有免责特权的国会议员发言如何处理,虽难以预测,但是否会走到拘留一步,还需再观察。 最终,此事件很可能以拘留一名记者告终。而且罪名是对记者而言颇为屈辱的盗窃嫌疑。 这才是又一种本末倒置。记者的采访行为必须确保程序正当性,这自不必说。但这要视需要保护的权利是私益还是公益而有所差异,也会因记者能够接触政府信息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若政府以机密等为由排除国民的知情权,为进行采访就必须动用非常手段,视事件情况,甚至窃取文件也有被容许的余地。 若记者看到内容为权力试图掌控媒体的文件却装作没看见,就不能称其为记者。该记者未能报道便将其交给国会议员,更从该国会议员处收取了相当数额的金钱,这在道德上不可容忍,但就采访乃记者本职而言,以盗窃嫌疑将其拘留则属过度。这不能不说是无视韩国媒体的采访现实、结果上使记者采访活动萎缩的做法。若要追究记者的盗窃罪,也理应让错误管理信息的公职人员承担责任。 媒体文件事件引发的社会波澜,反证了该事件与公益密切相关。但检方的调查结果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认定该文件并非大事。仿佛是本非大事之物,因记者窃取、国会议员曝光而成了大事。 若原本之物并非大事,其余也就不应是大事。 林钟乾 编辑局次长 IMJK@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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