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视角看,对于将在向21世纪知识信息社会转型中承担主导作用的政府新型行政模式及体系,也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可以说至今主导现代行政的官僚主义,在迅速应对并适应技术创新与信息革命这类动态变动局势方面已显露出局限;僵化的层级组织亟需被一种能够灵活应对环境剧变、组织活动多样性与复杂性增加以及专业知识需求增长的新型组织体系所取代。 顺应这一时代要求、作为引领知识信息社会的新政府范式而兴起的,正是“知识政府”这一概念。知识政府指的是为最大化国家社会系统的生产力、更高效地向作为客户的国民提供公共服务,而以新方式创造知识并加以扩散、运用的政府。这里的知识政府意味着政府的问题解决能力、制度构建与运用,以及解决当前课题的战略。这样的知识政府是涵盖此前行政改革过程中被部分讨论过的学习型政府、企业家型政府、电子政府的概念。 学习型政府指的是高效运用政策评价过程中产生的知识、R&D、建议制度等,将新知识与洞察力有效反映到政策中,同时果断废弃错误知识的政府行为方式。企业家型政府指的是以企业家的创新思维为基础,摒弃维持现状、消极不作为以及垄断性寻租习性,将成本与收益彻底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并为提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高效公共服务而持续开发创新构想并付诸实施的政府。而电子政府指的是运用信息技术将所有行政程序电子化,从而提高行政生产力,并使政府的各类信息及服务人人可用、随时可用、随处可用的信息化行政模式。 然而,向这种知识政府的转型不可能仅凭模式提出或口号来实现,要实现知识政府,笔者认为需要如下努力。首先,应建立激励体系,使知识能在组织内部真正被创造出来。知识与信息内含不确定性,而要克服不确定性并带来创新则伴随风险。因为在严格强求责任与服从的官僚制层级结构下,若没有相应的补偿体系,不会有组织成员愿意承受创造知识所带来的努力与牺牲。其次,为使创造出的知识得以积累和运用,必须营造能够发生学习的组织氛围。IMF经济危机或韩日渔业协定中的不足,可以说部分源于政府的学习失败。政策决策过程中知识未被运用,可以说是因为政府内部的学习未能真正实现。最后,必须构建能够支撑这些内外部条件的信息基础设施,并能有效加以运用。 当前的政府若要重生为知识政府,政府的意志固然重要,但还必须有使之在法律与制度上成为可能的政界同意与支持。 鉴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政界也应转向与新时代相称的知识政治。因为政府部门为引入新制度而需处理的各类法案,正殷切等待议会的审议、协调与决断。如今,政治也到了应在建设知识政府乃至知识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著作“权力的转移”中所道破的以下段落,在政界正在学习诸多东西的当下,或许会成为一大教训。 ‘无论是否民主体制,在一切体制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方法与治理自身的方法之间都需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调。如果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差异过大,总有一天一方会摧毁另一方。’ 产业研究院院长 李宣
1999-11-14
通向知识政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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