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预言知识社会到来的彼得·德鲁克教授也评价认为,日本只专注于将既有知识应用于既有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而美国则在新知识的全新应用即创新上取得了成功。度过外汇危机的我国政府也将向知识基础经济体制转型强调为主要政策方向之一。在全球化、信息化这一第三波浪潮与无限竞争的巨浪之中,除了人之外别无可夸耀之物的我们,在知识产业中设计未来是极其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在于,将成为知识社会主角的知识或新知识人的概念与价值观模糊不清。因此,政府推进的知识基础经济战略与内容有可能失去具体性。围绕新知识的争论自然会众说纷纭。 按照政府所定义的概念,旧知识人被界定为以社会经济功能为标准、强调充当社会发展引路人角色的本来意义上的知识人。相反,新知识人则侧重于知识的实用性运用。旧知识人重视作为存量(STOCK)的知识积累与运用,而新知识人重视作为流通(FLOW)的运用。 最终,旧知识人指的是具有一定学历和身份的特定阶层,而新知识人则指不论学历或背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更高价值的所有阶层的人。 问题是二者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处于对立关系。在我国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更需要实用、高效的新知识人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真正的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在二者的作用相互补充、达成协调时才有可能实现。过于强调效率而失去公平与协调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这一真理不是已在两年前的经济坠落中得到验证了吗。 成业公社社长 郑在龙
1999-10-21
知识经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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