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根本上说,经济政策决策行为应视为政治行为。如果说代议制民主是为国家和国民服务的政治工具,那么政党和政府作出的政策决定本身就是政治行为。因此,认为经济政策决策应完全依据纯粹经济逻辑的主张近乎虚构。考虑到经济逻辑也随时代变化这一事实,更是如此。可谓英国议会史上最著名的“与敌同眠”的废除谷物法动议事件,鲜明展示了政策决策这一政治行为究竟为何。1846年,出身保守党托利党的首相罗伯特·皮尔接受了自由党辉格党废除谷物法的主张,并宣布了光荣的政治退休。工业革命后城市劳动者不断增加,当时救荒作物马铃薯歉收导致数十万人饿死,皮尔首相于是决心进口廉价的外国小麦。他“背叛”了托利党的支持基础地主阶级,为持续30余年的谷物法争论画上句号。 在明年4月第16届国会总选举来临之前,近来政府的各种政策决策过程令人难以信服。 最先引人注目的是高档公寓取得税上调的取消。财政经济部最初计划对50坪以上、5亿韩元以上的高档公寓按实际成交价格征收转让税,在党政协商过程中放宽至6亿韩元以上,12日的国务会议上又以“中产阶层税负增加”为由干脆撤回。 姑且不论社会常识上对6亿韩元以上公寓所有者能否简单视为中产阶层存在分歧,政权内部政策拟定的不协调与一致性丧失的印象难以抹去。 更何况回顾过去每逢选举时经济部门与执政党推出的财政政策,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权更替之变化也显得黯然失色。 1987年大选前,当时的经济企划院推出财政投融资特别会计这一“怪物”,使执政党得以利用各种惠民预算打选战;1991年地方议会选举前,又引入全世界仅日本采用的地方让与金制度,扰乱了实现草根民主的首次选举。特别是我们采用的地方让与金制度与重视自身收益事业的日本制度不同,呈现为中央政府将一般预算分给地方自治团体的畸形形态,只起到削弱地方自治团体提高财政自立度意愿的作用。 随后在1992年大选时,执政的民自党无视了政府最初制定的废除课税特例制度和新设目的税交通税的税制改革。这分别是顾及自营业者和地方选民的举措。 然而这类在选举前被扭曲的权宜之计,长期造成了严重的财政政策扭曲现象。看到近来悄然抬头的重新审视废除增值税课税特例制度的气氛,难以抹去这样的担忧:税制改革的艰难之路恐怕要到下届政权才能走通。 其次,政府也应认识到,如麦芽糖般一再拖延的投资信托公司结构调整问题正在招致国民的不信任。当然,虽然13日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李起浩终于表示将在11月6日前敲定大宇集团工作外包(workout)计划和投资信托公司结构调整方案,但国民预计清退不良投资信托公司的意志最终仍会流于空谈。因为即便投入巨额公共资金不可避免,人们仍判断政府动用债券市场稳定基金压低市场利率只是权宜之计。 当然,政党的目标是创建政权。为创建政权和稳定执政,掌握议会是必要条件,这一点也很明确。但如果政策决策明确是政治行为,那么面向国民与国家的指向就必须清晰。尽管民主主义是成本高昂的制度,但模糊不清、只盯着政权的政策后退与混乱,无异于在开启新千年的时代背叛时代的政治丑态。 金仁模 信息通信部长/IAKIAK@SED.CO.KR
1999-10-13
[编辑室专栏]政权更替与政策决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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