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韩日两国出现的要求废除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声音,也包含了这样的忧虑。所幸东京大学的情况是,校长出面道歉称“如今引领日本各界各层的东京大学出身者做错了,才让这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总之,在此背景下发生了一件事:国内一般大学想都不敢想的某所科学高中的“差生”(?),竟以奖学金生的身份考入世界顶尖名校。这是一个像喜剧一样、打了这个国家教育现实一记耳光的故事。“在美国出生并生活到12岁,英语好不是理所当然吗”这样的反问,才真是愚问。 那名学生还算幸运。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加上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等环境为其提供了后盾。那些没有这种幸运的其他“差生”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二分法的坚固铁框。资本主义=善,共产主义=恶;财阀=恶,中小企业=善等等——。姜奉均长官所指出的我国国民对财阀的多层意识结构,只不过是指出了矛盾重重的人的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二分法自古以来就是对人类而言便利的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笛卡尔的精神与肉体,周易的阳与阴,以及性理学的理与气。把多样现象以两种要素的配合来解释的二元论,曾是有用的说明框架。但如今仅凭二分法思维已无法解释复杂多岐的现代社会。 是否有必要专门借用后现代主义者“一切都必须在关系之中、依情境重新解读”的说法呢。 尽管如此,二分法思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一旦二分法的稳定张力被打破,就会陷入混乱。于是人们又回到二分法的格局。被称为历史上拥有最完善宪法的魏玛共和国崩溃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登场,以及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或许也是其产物。 民主主义是确立“等价原则”的过程,民主社会指的是这种认识已普遍化的社会。当然,以同等价值的尺度看待社会各个领域,与个人想成为什么的偏好是两回事。 “同一物种的个体及其变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最为激烈”这一达尔文理论,在人类社会未必是正确答案。我们知道,人类文化史的浩荡潮流最终指向“弱者与强者共存的社会体制”。 在21世纪已近在眼前的今天,我们必须在教育、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习惯于“多元主义”和多元思维。因为共存的钥匙只能在多样关系中的相互承认里找到。
1999-09-10
[东十字阁] 打破“二分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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