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9-01 | 김영기

[动摇的金融重组]1. 政府政策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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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不行。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是结构调整另一支柱——企业结构调整的先决课题。只有两大支柱良性循环,经济的下层结构才能恢复本来面貌。本报将以系列报道紧急审视由第一银行、首尔银行和大韩生命等所谓“三大难题”引发的金融结构调整危机,剖析其本质与原因,并探讨是否存在解决方案。【编者按】1.失去方向的金融结构调整 1998年6月。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李宪宰探访了因反对大规模裁员而在明洞圣堂静坐示威的银行员。李委员长在前往银行会馆与金融劳联谈判途中,遭到被裁银行员的围攻。国民并未护着这些银行员,而是向献身于结构调整的李委员长送上声援。 1999年9月。国民注视政府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目光变得冷淡。曾一边缴纳血汗般的税金、一边期待结构调整迅速完成而保持沉默的国民,如今已渐感疲惫。取而代之的是对政府的冰冷冷笑。 国民的忍耐已接近极限。原因由政府提供,即引领金融产业的政府政策缺位。国民认为,引领金融结构调整的政府正在迷失方向、四处徘徊。 第一银行、首尔银行既未能承诺实现正常化,组织却已被摧毁。在为出售第一银行而与新桥资本无休止地消耗时间的同时,首尔银行连出售谈判都未能好好进行便进入了破裂程序。剩下的只有再次延续的“通过追加投入公共资金先行正常化”。第一银行与首尔银行在“大马不死”的神话中,吞掉了足以设立三家国内最大银行韩美银行(韩光银行)的血税。 大韩生命因政府笨拙的应对不仅被推上法庭,更以法律程序不完备这种如同“黑色喜剧”的理由在法庭上实质败诉,被逼到连金融机构的前途都变得不确定的境地。 金融研究院相关人士指出:“景气回暖使官僚的危机意识淡化,是最大的原因。”三星金融研究所所长郑琪荣表示:“目前线团缠绕到无法提出替代方案的程度”,“去年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展现的坚决意志消失了,才出现如今这样的局面”。 事实上,政府从年初起对第一银行、首尔银行及大韩生命的处理问题接近得“近乎天真”。但在彻底追求实利的外国人眼中,这只不过是“业余谈判者”。这是大卫与歌利亚之战。政府只是以“不给多少钱就不卖”这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式谈判一以贯之,白白浪费时间。KDI相关人士解释称:“在国外,企业并购(M&A)工作彻底遵守‘速战速决原则’”,“一味想卖到好价钱,结果是金融机构逐渐受伤,只浪费了税金”。郑所长指出:“应当哪怕以稍低的价格先卖掉一家银行,若看来不行就该提前改变方向。”意思是,政府提出的三项原则本可有所交代。然而首尔银行连一次谈判都没能好好进行就宣布破裂,这是忘记了推进海外出售目的的结果。 方向的丧失在大韩生命处理过程中更为突出。先是以“价格太低”为由把大都会等世界知名投资者赶走,随后在LG集团参与问题上,当局者之间又演出了摇摆不定的一幕。只顾摆出自尊,从今年3月起足足6个月虚度光阴,大韩生命的处理最终回到原点,变成前途未卜的局面。 在合并与退出的旋风中,人们对银行的期待是“清洁银行”。然而如今银行的“清洁化”似乎又回到原点。虽说要向第一银行、首尔银行投入巨额税金,但年底前或许还要再投一次巨款。各商业银行在不断增加的不良资产面前,几乎抱着放弃的心情虚度时日,因为判断无论怎样增资,也难以应对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不良资产。 结果,剩下的解法只有再投税金、再给银行清扫一次。金融研究院的高成秀博士指出:“在企业结构调整尚未进入正轨之前,金融机构二次结构调整的说法便流传开来,支撑作用无法顺畅发挥。”其解释是,企业与金融结构调整这两个齿轮即便良性循环也已吃力,如今却是两部分之间裂开缝隙、各自运转的局面。

金永基记者YGKIM@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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