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8-18

[主编专栏]编一部“政策失败”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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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带有政治性质。因为相关国家政府过度关注政治问题,无视了市场的声音。”(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遭遇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患上了所谓的‘以后再说’症候群,不立即实施改革,而是相信以后再做也行。”(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2月在24个欠发达国家会议开幕演讲中) 我国坠入IMF救助金融深渊、境况惨淡的去年年初,我们不得不承受如刀割般的海外批评。此后一年半有余的如今,我国经济在股市活跃和内需复苏的带动下,表面上踏上了复苏轨道,相当多国民满怀希望,认为可以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然而,重新回味当时外国人的劝告,回头审视这段时间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便感到一阵寒意顺着后颈流下。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口称“大交易”、财务结构改善约定、企业重整计划,天天推进的企业结构调整工作至今未能收尾,仍在争执不休。在金融结构调整领域,相当多的银行、综合金融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已经关门,但在核心事项——第一银行、首尔银行出售和大韩生命处理上,一年多来停滞不前,已经耗掉数万亿韩元国民税金。 历经千辛万苦促成的劳资政协议已变成一时的回忆,劳资双方动辄重复退出与重新参与的徒劳步伐。 对外汇危机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僚群体也几乎没有变化。在大宇集团公司债赎回风波令人忧虑的形势下,实务相关人士对不遵从当局指导路线的市场参与者,甚至不惜使用“卖国贼”“背叛者”之类的极端言辞加以施压。在这种陈规陋习之中,外国投资者尽享稳赚不赔的巨额获利机会。有人指出,正如三星汽车或大宇集团处理过程所显示的,极少数决策者“密室交易”式的行政作风,与IMF事态之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总之,过去一年半我国社会虽取得了相当的改革成果,但在收拾各部门改革的最后关口,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无一例外,都明显露出“改革疲劳”症候群的迹象。 就像手术病人麻药一散便重新诉说疼痛,我国社会一旦摆脱最糟的谷底,要求分担痛苦之代价的挣扎与抵抗便喷涌而出。 值此之际,金大中总统通过“八·一五”庆祝辞再次强调完成“财阀改革”,引人注目。尤其是曾为总统最亲近人士的政策企划委员长金泰东主张革除财阀一人支配、清算官僚与金融机构的人事,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息。 领导人表示前路仍远、呼吁更加奋发的意志显然合乎时宜。但多数国民长期分担痛苦、为“改革疲劳”所困,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认为,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再一次冷静反思我们为何落入外汇危机的枷锁。 今年年初,我们通过国会的“外汇危机听证会”大闹了一场。把危机当时的决策者、前副总理姜庆植和前经济首席秘书金仁浩当作“女巫”指指点点,把一切过错推给他们。然而,对于直到外汇危机到来之前,家庭、劳动者、企业、政府等各经济主体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却未能获得认真反省的机会。 壬辰倭乱时期担任领议政的西厓柳成龙大人,以痛切经验为鉴,为使后世不再遭受那样的苦难而留下了《惩毖录》。 相反,政府直到遭遇被称为6·25以来最大国难的外汇危机,都未能好好写出一份虚心反省积累已久的政策失败的报告。正如三星汽车、大宇集团处理过程所示,对于导致数万亿、数十万亿韩元血税投入的政策失败责任,只是缄口不言。与投入公共资金相应地追究经营失败者、金融机构员工的民事刑事责任,却给放任政策失败的官僚发放免罪符,这是否妥当? 我承认,此前处理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十分紧急。但正是在改革基本框架大体成形的现在,才是编写引发危机的“政策失败”白皮书之时。 如果能真正弄清是什么因素把局势恶化到金融危机的程度、是谁让我们不得不承受外国人的种种讥讽,那么为什么我们此时此地不能放松改革的缰绳,也将得到明确的揭示。 柳晳基(政经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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