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为了不中断的改革”为主题进行的当日元老对谈中,边名誉教授强调:‘解决五大财阀问题是财阀改革的关键’,‘必须追究失败经营者的责任,财阀进军金融业无论在何种水平上都应予阻止’。朴教授首先指出‘结构调整的本质,是把随经济形势容易沸腾、容易冷却的"锅"式经济改造为"铁锅"经济’,并表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乐观论与过度的悲观论一样没有好处’,强调持续推进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日对谈在Seoul Economic Daily八层会议室进行了2小时30分钟。 主持:柳晳基 政经部长= 感谢两位在百忙之中接受对谈。在国民政府成立1年6个月后的当下,不中断改革的必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大。与政府成立之初因IMF危机全体国民融为一体、凝聚力量之时不同,社会气氛已大为松懈。外汇储备超过600亿美元,指标上的景气复苏又超出预期地快,政府、企业、家庭等各经济主体随之松懈,对改革的抵抗抬头也是事实。请两位从总体层面评价过去1年6个月推进的改革措施。 边衡尹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过去1年6个月的经济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收拾危机的政策,二是为防止危机再次发生而对经济各部门进行的结构改革政策。现政府在收拾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外债延期、果断淘汰或合并不良金融机构、扩充外汇储备、凝聚克服外汇危机的国民意志等,可以说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果。 但对结构改革政策,恐怕难以给出同样高的分数。首先,金融结构调整在收拾危机过程中迅速完成,取得了良好成果。但为防止被指为金融危机重要原因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金融机构监管与监督的制度整备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仍然不足。公共部门改革则给人一种仅止于中央部门的缩减调整和人员裁减的感觉。 最大的问题果然还是财阀的结构调整,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应该有机会详细谈,但总体而言,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 朴振根 延世大学教授= 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功这一点上,我也赞同边教授的看法。从总体层面看,过去1年6个月推进的各种改革工作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常说改革应在初期果断迅速地完成,但并不一定如此。改革内容越重要,越需要在改革课题的选定等方面做好准备并经历充实的改革过程,因此只要改革的意志和愿景能够一贯地维持,就不必过于执着于期间取得的可见成果。 与改革相关需要强调的是,要创造条件使改革能够切实推进,或使困难的改革课题实现可能性提高。此外,期间实施的若干“划时代措施”,是否确实是作为我们社会真正需要的“改革”的一环而实施的,有些并不明确。换言之,期间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中,有些在改革课题的选择、改革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被严重提出问题,这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充分参考。 主持= 让讨论更具体一些。有很多意见认为IMF危机源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脆弱。那么从弥补这种结构性脆弱的角度看,如何评价过去1年6个月的金融、企业结构调整,今后的课题又是什么? 朴教授= 既然是这个主题,要说的话很多。期间进行的金融部门和一般企业部门的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改善财务结构和通过裁员节省金融费用及人力成本上。 因此,期间的结构调整尚未达到通过引进先进经营手法提高运营效率、生产技术先进化、跃升为世界级企业等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吸引外国银行和企业的直接投资实现稳健的合资企业化,只是嘴上喊得响,实际达成的确实只有几起,不过是为了救活垂死企业而追求的收缩导向型生存战略。一切结构调整都应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为目标。因此,在企业透明度和人力资源投入规模适度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情况下,为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整体先进企业化而应推进的真正结构调整,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汇率和利率同时浮动化的情况下,能够在国际范围运作资金的金融手法引进和人力资源培训等尚未真正着手,为开发和销售新产品的企业部门努力也未能摆脱既往的水平和模式。 结构调整的结果会反映为竞争力和收益性的提高,因此必须摆脱只执着并安于低利率体制下收益性改善的安逸姿态。与金融部门在裁员和合并撤并过程中经历的巨大摩擦和漩涡相比,后续改革努力处于极度停滞状态。此外,还需摆脱单纯收缩导向的结构调整,对必要部分积极培育的做法令人期待。正如部分国营企业所示,不应无条件缩减海外办事处等而妨碍业务。 边名誉教授= 此前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可以说集中在不良金融机构的淘汰与合并、累积不良债权的处理,以及提高国际结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比率等金融机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 这些问题看似较好地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从某种角度看,那也不过是通过国民缴纳的税金和吸引外资来收拾问题而已。更根本的是,金融机构的贷款惯例必须改变。也就是说,不仅要引进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资本,还要学习他们的金融手法。而且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具备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和监督的诀窍与人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或监督不应像现在这样过度依赖非正式渠道。也就是说,它必须制度化。 我认为企业结构调整主要围绕降低负债比率、缩减财阀旗下公司、财阀旗下公司间的大交易展开。其结果,30大财阀的负债比率明显下降,旗下公司数量也减少了。但财阀们的负债比率仍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多元化程度我也认为过度。而且IMF危机发生当时我国经济最大问题之一的设备过剩问题仍未解决。 最后,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极为迫切。我认为,只要我国财阀以少数持股、不论经营业绩如何而世袭经营权的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就难以期待责任经营和专业经营。 主持= 讨论似乎自然地从企业结构调整延伸到财阀改革。财阀改革,尤其是对前五大财阀的改革工作有进展吗?也有人批评说,经历结构调整过程后,五大财阀的威力和比重反而更大了。 边名誉教授= 我们此前一提财阀常联想到30大财阀,但事实上第6至第30位企业中相当多已进入和议或法定管理,因此我国的财阀问题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是五大财阀的问题。 据我所知,五大财阀中部分企业在巨大痛苦中进行了结构调整并取得成果。但正如最近大宇问题所暴露的,部分财阀仍背负过度负债,并持有没有竞争力的旗下公司。 而且如前所述,我认为财阀改革不应到此为止。最重要的是,应建立能够追究经营失败的最高经营者责任的制度装置。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第6大财阀以下企业中许多进入和议或法定管理,而五大财阀被判断为相对安全,因此金融机构的信贷集中于五大财阀是事实。 但我认为这种五大财阀的肥大化是可以阻止的。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作用。必须认识到,基于企业规模的贷款惯例会招致金融机构自身的不良化。也就是说,不应认为五大财阀就一定安全。而且如果第6大财阀以下企业中结构调整成功的企业重新恢复活力,风险企业或中小企业得以成长,五大财阀的相对比重就有可能下降。最后,五大财阀进军金融业无论在何种水平上都应予抑制。我们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债权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一旦财阀掌握金融机构,财阀与金融机构就成为一体,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实质性监督将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 朴教授= 从关于五大财阀的“结构调整五大原则”来看,分领域虽有一定进展,但看不出一切都按最初计划或宗旨顺利进行。 关于实现负债比率200%,目标年度尚有余地,但中期检查是个问题;相互支付保证等不当内部交易问题在具体事项上虽有些摩擦,但由于政策当局持续督促取得了很大成果。 然而过剩设施处理问题因相关企业间利害冲突而陷入困境,但只要立足于“市场原理”,就有必要多留一些时间推进。这是所谓“大交易”,相关企业的利害关系同样重大,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也必然很大。 因此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社会更真挚的耐心,而非政府“推着走”式的事项。或许听起来矛盾,但当结构调整或大交易等取得成功时,五大财阀的比重反而可能增大。为改善财阀财务结构和提高竞争力的结构调整与其比重是两回事。因此财阀的经济力比重问题属于与财阀解体等相关的事项,应与结构调整区分开来;若非如此,那么就财阀而言,“结构调整”问题应另行定义并推进。 主持= 我认为与金融、企业结构调整等民间结构改革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政府和政治改革。特别是现政府为公共部门改革,自成立以来设置专责机构等付出了相当努力。您如何评价期间的公共部门改革?另外,不给经济造成负担的最低限度政治改革,界限在哪里? 朴教授 = 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政府及公共部门在改革上未能起到示范作用。反而给人一种落在民间部门之后的感觉。当然话说得多,看起来也有意愿,但实际并非如此。而且有些改革方案甚至实效性受到怀疑。政治改革似乎还需更多时间。正因为难以摆脱迟滞,给经济造成负担也是现实。但是否能因政治给经济造成负担就只责难政治部门,这需要再思考一次。我认为所有人都应反省。事实上,在韩国的现实中很难找到政治不给经济造成负担的政治改革。政治以外部门的反省同步进行,才能自主努力把政治影响降到最低。 边名誉教授 = 在缩减和调整中央政府部门的过程中,部门本位主义盛行,成果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政府下属团体的缩减实现了多少也值得怀疑。这类政府部门的改革与公务员的既得权益紧密相关,因此我认为公民团体对改革过程的持续监督比任何领域都更为迫切。其次是公营企业部分,据我所知公营企业的人力缩减和引进新经营手法等相对按计划推进并取得成果。只是公营企业民营化在设定对象时应慎重,但若认为有必要民营化,就不应拖延。 关于政治改革我几乎无话可说,只是就我而言,希望政治人物在判断某项法案为经济改革所必需时,能超越党派利害,从国家未来的层面来处理。我认为形成不花钱的政治惯例,对于根除政经勾结和确立正常经济秩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主持 = 投入64万亿韩元财政的金融结构调整正在进行。此外,政府计划为处理大宇事态和收尾结构调整,必要时追加投入公共资金。但国家债务达到100万亿韩元等,对史上前所未有的赤字财政问题发出警告的观点确实存在。特别是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等国策研究机构也呼吁尽快解决可能给后代留下巨大负担的赤字财政问题。为回归健全财政,应留意哪些事项? 边名誉教授 = 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财政运营一直相对稳健。因此在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和失业对策过程中累积的公共债务,无疑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也有人指出,为处理不良债权还需要更多公共资金。但我认为不必一定悲观。首先,景气变动本身不就有使财政均衡化的效果吗?景气一旦复苏,税收会扩大,失业对策支出会减少。当然不能只依赖这一点。首先应消除支出中的浪费因素。某个公民团体为此设立了监督团。特别是我想说,财政监督相对松懈的地方自治团体应避免施惠性或炫耀性支出。另一方面,增加税收也很重要。为增加税收,重点应放在彻底掌握税源而非提高税率上。为此需要许多制度装置和人力,但在我国至今这方面的努力太过松懈。防止逃税不仅有助于确保税收,也有助于收入再分配和信用社会的确立。 朴教授= 因IMF事态,社会对公共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不可避免。这说明财政部门的作用同样重要。问题在于能够适当规制国家债务增速的机制尚未确立。国家债务或公共资金属于必须彻底从社会收益—成本层面决定分配优先顺序的国家性稀缺资源,因此绝不能仅用作对随时突发事态的应急支援手段。应确立关于绝对规模须规制在GNP百分之几以内之类的社会规则,并彻底遵守。要充分借鉴因史上最大赤字财政累积而经历近20年困难的美国经济经验,以及世界最大国家债务国日本的经验,并从财政、金融两种政策手段适当结合的层面设定财政部门的相对作用。特别是在今后通货信用政策的独立性更加确立之后,必须对过大的累积财政赤字可能带来的货币冲击等进行充分的事前研究。 主持 = 把讨论从微观转向宏观。今年增长率恢复至接近7%的观测占主流。股市虽然最近有部分调整,但综合股价指数逼近1000点,呈现活跃行情。从这些指标动向看,有人提出我国经济已进入真正复苏轨道的乐观论。您如何评价? 边名誉教授 = 由于去年我国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预计今年增长率会比预期略高。但对于增长率如此之高是否因为我国经济在结构上更加稳健、企业获得了竞争力,我持怀疑态度。我认为与此相比,政府为缓解失业问题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中央银行为解决高利率和信用紧缩而增加货币量,才是提高增长率的最大因素。 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最近的股市活跃明显含有泡沫因素。这也是市面上释放的资金中相当部分没有流入生产性部门而流入证券市场的结果。不是有企业以银行借款在证券市场做理财的说法吗?结论而言,比景气复苏本身更重要的是复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以稳健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为基础的景气复苏难以长期持续,反而只会产生泡沫。 朴教授 = 我国经济无论从各项指标还是从切身感受看,已进入复苏局面毫无疑问。只是,为了今后经济改善的持续性,复苏速度必须适当地“调节”。 从这一点看,今年预期增长率7%,即使考虑到去年负增长带来的技术性反弹因素,也让人感到略高。此外,股市状况未能正确反映出口等实体部门走势,货币游戏因素过大,令人担忧。考虑到我国高度的进口依赖度,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线是经常项目收支。没有出口支撑的经常项目顺差会随增长率提高而急速缩小,并因此不得不匆忙压低增长率,这种情况在过去反复出现。但在IMF事态之后若再重复这种情况,可能引发第二次外汇危机。从现在起的宏观经济运营正因此重要。必须牢记我国经济那种"锅"式属性的顽疾。我们必须进行的结构调整,正是要把这种锅式经济的属性改造为“铁锅经济”。归根结底,在当前状态下,对未来经济过度的乐观论与过度的悲观论一样没有什么好处。 主持 = 失业率是政府运营经济政策的重要变量。尽管景气复苏加速,按政府官方统计仍有超过130万失业者。您如何评价政府此前为减少失业者而推行的失业对策,高失业时代的失业对策应是什么样的? 边名誉教授 = 过去1年6个月余政府的失业对策虽有创造就业岗位的意义,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刺激极度冰封的投资心理和消费心理。也就是说,可以说是在民间部门支出大幅萎缩的不景气时期,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刺激民间部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式应对。从这一点看,政府和IMF尽早放弃危机直后的紧缩财政,成为阻止不景气加深、促进复苏的因素。当然,如果所有财政资金都毫无浪费地用于生产性用途,那就再好不过了。 现在是需要长期性、结构性失业对策的时点。我最想强调的是必须阻止我国经济制造业早衰现象。约10年前就已出现制造业早衰现象,制造业在总就业者中的比重以1989年为顶点持续下降。我认为通过扩大出口和培育材料、零部件生产中小企业来激活制造业,是阻止长期高失业的重要方案。其次,随着新产业成长,对具备相应能力人力的需求正在出现,为应对这一点,政府和企业层面应尽快制定职业培训和再教育计划。最后,过去1年6个月的复苏过程中阶层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衡加剧是事实。应多方面探索纠正之策,而最基本的是必须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我想这或许是生产性福利的第一步。 朴教授 = 期间各种失业对策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失业保险的扩大实施。这是IMF事态给我国经济的礼物之一。从这一点看,政府以果断财政支援扩大普及失业保险的措施应视为重大业绩之一。但失业者再培训教育等难以看出取得很大实效。教育应使失业者具备再就业时所要求的能力,而要如此,就必须比离职当时更高级化。必须是水平很高的教育。此外,教育内容应尽可能编排为能回到过去职场。新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力吸收问题虽以实习制度部分应急处理,但只能随经济复苏速度解决。应营造氛围,使企业部门更积极推进经济困难时确保优秀人力的战略等。 主持= 截至6月底外汇储备已超过600亿美元。现在可以认为我国外汇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已完全消失了吗? 朴教授= 我们所需的外汇储备至少应达到1000亿美元。虽不能忽视外汇储备运营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但为了消除IMF事态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安感,例如为把大宇事态等的国际冲击降到最低,有必要持有与中国或台湾外汇储备水平相当的公共准备资产。在达到1000亿美元之前,确实是“多多益善”。 外汇危机的开端是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及恶化预期。当它不是暂时性而是结构性的时,就会急剧出现资本输出,外汇储备枯竭,汇率暴涨。从这一点看,今后2至3年的经常项目收支前景非常重要。若像现在这样出口低迷,而依靠内需战略的景气活跃使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急剧减少,从而让人预测明年经常项目收支将接近均衡,那么外汇方面的不安因素就会相应增大。因为后年即2001年,除非压低增长率,否则预计会出现相当规模的经常项目赤字。 流入资本市场的外资是短期、投机性资金。只要外国资本不真正流入债券市场,就绝不能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动性已减少,而且必须注意他们始终在密切关注经常项目收支走势。 边名誉教授= 我认为外汇危机的可能性不能仅凭外汇储备来判断。就在IMF危机发生6个月前,我们的外汇储备也超过300亿美元,达到了IMF一般建议的水平。外汇危机的可能性必须同时考虑实际汇率水平、外债规模、外债的期限构成、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规模、企业的财务结构或收益性等多方面因素来判断。换言之,其他条件并无大变化而仅外汇储备增加,并不能说危机的可能性已完全消失。当然,可能性比此前大幅降低是毫无疑问的。为了不被各种外部冲击动摇,今后必须继续削减外债规模,并持续推进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改革。 主持= 有主张认为,为维持国际收支顺差,暂时应把韩元对美元汇率稳定在1200韩元区间。另一方面也有反驳意见认为,通过人为操纵汇率维持出口竞争力,长期而言失大于得。您认为当前理想的汇率政策运用原则是什么? 边名誉教授= 想通过操纵汇率实现贸易收支顺差,与单纯增加货币以刺激景气的说法完全相同。就是不作其他努力,只把价格设定得有利。过去一年多来,由于对我国经济和韩元的信任度尚未完全恢复,汇率维持在1200韩元上下。但在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对我国经济的信任度正在恢复的状态下,我判断这一水平的汇率难以继续维持。而且如果轻易只靠操纵汇率增加出口,通过技术开发等增强竞争力的努力必然减弱,因此问题的根本治愈将变得困难。此外,如果我们继续操纵汇率,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对象国会坐视不管吗?可以在调整外债偿还时期等的同时为汇率稳定而努力,但必须放弃通过把汇率人为地固定在高水平来改善国际收支的想法。从长期观点看,选择困难的道路而非容易的道路更为可取。 朴教授= 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以经常项目收支实现均衡的1993年为基准计算实际有效汇率,1200韩元的汇率显示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经常项目收支均衡所要求的汇率。因此政策当局在内部也难以具备以汇率扩大出口的名分。经济主体应通过远期外汇交易、对冲等克服汇率风险,政策当局应以尽早引进汇率变动保险等来应对。当前理想的汇率政策是一贯表明不作无理的市场干预的立场,同时也必须明确不允许短期剧烈波动的意志。今天的汇率政策不仅针对国内,也是针对国际金融界的政策,因此政策当局有关汇率的一切发言都应更加克制,也应更加成熟。特别是中央银行行长、财政经济部长官、产业资源部长官们关于汇率的发言应予克制。 主持= 您如何展望因西海交战、南北副部长级会谈破裂等陷入僵局的南北经济合作的未来? 朴教授= 南北经济合作应依政经分离原则尽可能更积极地推进。为克服当前僵局,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北韩经济学者的“促进南北经济合作聚会”等。因为这类举动能提供重要名分。南北经济合作的潜在规模在南北相互间的物理接近性、文化接近性、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等诸多方面都非常大,因此我认为应怀着耐心,为共同利益持续推进。 边名誉教授= 我认为南北经济合作是长期课题。换言之,我认为不能因为一时遇到问题、短期没有成果就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如果放弃这个,还能选择什么对北经济政策呢?一个方法是孤立政策,但那对朝鲜半岛和平定着乃至民族统一能取得多少成果呢?当然现政府也不应为取得短期成果而急躁。北方对经济合作的现实需要也很迫切,因此不会拒绝我方关于人身安全保障等的要求。让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主持= 最后,您认为不中断的改革工作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请梳理一下为完成改革各经济主体应承担的作用。 边名誉教授= 无论何种改革,改革的障碍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谁会主动交出自己享有的利益呢?但现在我们都已认识到,不交出那些东西,甚至连在世界经济中生存都难。但障碍并非只有他们。如今我们的改革不是某个特定集团或阶层才该做的事。或许全体国民所持有的过去那种不正常、不合理的惯例和思维才是最大的障碍。企业要改变经营惯例,金融机构要改变贷款惯例,政治人物要改变政治行为,每个人若有错误的生活态度就要改变。最后我想强调,为使改革不以一次性喧闹收场而获得实质结实,各种改革措施必须确立为制度。 朴教授= 结构调整或改革的根本是意识改革。但从期间的经验看,意识改革绝非易事,而所有改革的成败都由它决定。尽管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努力,却把意识改革看作已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或宣言早早解决,进而侧重于其余可见之事,结果导致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即使耗时,也要编排相关部门所需的意识改革方案并使其分阶段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边教授所领导的第二建国泛国民运动意义重大,我期待它一定成功。 主持= 感谢两位长时间的宝贵谈话。 /整理 = 温宗勋 记者 JHOHN@ 禹升豪 记者 DERRIDA@SED.CO.KR
1999-07-29 | 온종훈
[本报创刊39周年/元老对谈] 为了不间断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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