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7-25

伦理与经济,亚洲以及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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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为何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如此忧郁的学问。首先,那个时代只专注于土地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人物——罗伯特·马尔萨斯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责任重大。由于那是远在家庭计划概念引入之前的年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判断,因性这一人类内在欲求,人口将像兔子一样激增。他们预计,未来社会中人类只剩下勉强站立的空间,收益递减法则将支配人类。 查尔斯·达尔文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找到了适者生存原则这一概念。他信仰虔诚的夫人则悲叹,丈夫的无神论会使今生与来世的生活陷入不幸。 然而现在已不是19世纪。21世纪即将到来。 今后全球出生率将下降,总人口减少,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如此一来,到2050年人均土地面积反而会比现在增加。 汇聚了学者与工程师头脑的科学(SCIENCE)断言,在大多数领域,收益递减法则最终将败下阵来。 那么,为何连有识之士都不把经济学看作积极而愉快的东西呢。 始终为伦理问题苦恼的罗马教廷,近来对文明的推进方式表现出绝对的不满。在全球范围内,拥护对抗市场竞争横暴的“亚洲价值”的声音也逐渐高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大型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归为亚洲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西方人看来,韩国、台湾、新加坡与他们过去所经历的奇迹式经济发展形态极为相似。 进入90年代持续繁荣的美国经济,对许多人而言是爱恨交织的对象。创造性破坏不过是对当下无情经济的蔑称式口号,对大多数传统主义者而言只是痛苦的经济。 若技术变化与收入减少现象加速,多元民主国家的选民同样会脱离社会安全网的庇护。 预计民间部门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而政府的再分配作用将大幅缩减。占据美国国会多数的共和党正在认真讨论废除高额遗产税的问题。 与经济领域一样,政治领域的趋势也不会只朝一个方向倾斜。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社会民主主义政权重新执政。 自由放任国家不可能成为所有民主国家不可避免的未来。但与20世纪中叶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市场机制将被赋予更为重要的角色。 我想大胆主张如下。未来的经济学著述者需要集中研究混合经济,它可能是非人性的市场与政府自由裁量式管制、监督之间的最优点。 就经济学家与思想家的基本特性而言,这类问题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但围绕复杂议题展开活跃辩论是有价值的。 就韩国而言,迄今在财阀改革方面速度缓慢且趋于渐进。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想必会对这种拖沓皱起眉头。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等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立场大概也相似。 这些争论无法靠诉诸特定伦理或种族理念来解决。采取更务实、更妥协的立场才是可取的。 美国韩国大法院留下名言,称种族歧视问题应以从容而深思熟虑的方式解决。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或马来西亚人,并不能回避韩国与泰国已成功经历的痛苦适应过程。 同样,成为非亚裔美国人或欧洲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反复起落的金融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古代欧洲的克努特王曾宣称,即便是帝王也无法令海水停止。 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要求相当平衡感的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既不是完全忧郁的,也不是完全带来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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