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汽车问题愈演愈烈,争议不断。三星汽车是错误产业政策与政经勾结的私生子。如果顺应开放潮流在90年代初开放汽车市场,三星汽车就不会诞生。李健熙会长的执念与金泳三的政治考量交织在一起,甚至做出将工厂厂址从大邱平地迁至釜山填海地的过分之举,从而生来就具有难以具备盈利性的结构。在收购起亚汽车失败后,三星汽车终成一家有期限的企业。 本届政府本只需站在财阀改革的立场上,督促三星集团自行解决汽车问题即可。但政府并未如此,虽然标榜"依法依制度的改革",却下达了与此相去甚远的大宗交易(big deal)指令。结果政府陷入了将三星汽车溅起的污水全数泼在自己身上的艰难处境。 持续半年以上的大宗交易混乱,因李会长捐出私人财产和三星汽车申请法定管理而找到突破口。然而随着釜山舆论恶化,以及三星生命上市带来的特惠争议这股逆风刮起,事情又变得纠结。在全球汽车供应过剩的情况下,政府最初反应称三星汽车将被清算,但因釜山民心沸腾,立场骤变为"让三星汽车工厂继续开动"。 考虑到政府这一立场,三星汽车的债权金融机构近期形成一致意见:釜山工厂继续作为汽车生产基地运转,但以向国内外出售或长期出租的方式处理。 债权团的逻辑是,耗资3.5万亿韩元以最高水准设备建成的釜山工厂若不能用作汽车生产基地,将是巨大浪费,对担保确保也不利,因此哪怕部分也要开动。这是无视基础经济理论——决定是否生产的因素并非已投入的成本而是收益性——的伪逻辑。要求已表示要退出汽车业的三星集团继续生产越造越亏的汽车,并非市场经济。产业研究院发布报告称,开动三星汽车具有经济性。釜山工厂作为汽车生产基地是否具有经济性,只有市场才知道。不限定用途、透明地公开出售厂址和生产设施,自然会得出判断。在幕后劝说大宇接手,是日后招致更大祸端的自损之举。自身尚且自顾不暇的大宇如今又做出契合政府心意的姿态,散发着新政经勾结的气味。三星汽车问题的答案早已摆在那里:釜山工厂按三星集团的意愿关门,依经济逻辑尽快清算,釜山地区经济振兴问题则与三星汽车分开处理。问题在于政府顾虑舆论走向和选票,无法推进这一显而易见的答案,缺乏定见。 三星集团在本月2日发布的《三星集团致国民的一封信》中表示:"把企业的负债转为国民的负担,我们认为这不是一家在国民关爱下成长60余年的企业应做之事,因此李会长捐出了巨额私人财产。"并承诺将把具有比较优势的电子相关产业引入釜山地区。政府应以支持三星集团这一明智决定取得预期成果,作为解开问题的头绪。 第一,既然李会长承担道义责任、以解结者解之的姿态做出了英明决断,那就应捐出足以解决金融债务以及截至特定时点(例如1999年6月底)协作企业损失的金额。债权团分担责任固然是原则,但银行正靠国民负担才刚刚走向正常化。在旧体制框架下产生的损失,由有偿还能力的三星集团承担才是正当的。作为交换,今后若勉强开动工厂,由此产生的损失理当由债权团承担。 第二,应尽快允许三星生命上市,使其能够筹措追加捐资和新建电子零部件事业所需财源。三星生命上市后,即便考虑投保人份额,李会长一家和三星集团也将产生巨额资本利得。若把资本利得的大部分用于捐资和建设,三星集团受损的形象可以挽回,对政府和国民也有益。政府与三星之间这样的"大宗交易"是摆脱三星汽车泥潭的有力方案。在处理政经勾结的阴暗遗产时,着眼大局的政经合作已不可避免。
1999-07-18
三星汽车的正确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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