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6-28

公职人员伦理与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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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发挥中枢作用的团体与阶层,被要求具备高于一般社会伦理水准的伦理意识,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毫无疑问,这样的团体并非在与社会隔绝的真空状态中维持其独有的伦理意识,而是不断受到社会一般伦理意识的影响。近来,连传统上与互助传统相关的喜庆礼金或吊丧礼金都被视为与腐败有关,规定科长级以上公务员不得收受礼金,此事在社会上引发争论。 政府的政策,似乎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反省: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化腐败以及社会领导层伦理意识的缺失,是招致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体制的原因;因而这是在努力确立新的社会伦理意识过程中出台的苦肉之策。 其中似应也有一种紧迫感在起作用:若社会主导阶层中不分公私的情感性人际关系持续存在、制度化腐败蔓延,无法形成发达的社会关系,我国的经济飞跃便无从期待。 当然,对于引领我国社会的公职人员阶层,需要更高一个层次的伦理意识,但若他们的公职伦理与社会的伦理意识相背离、相脱节,就很可能只停留于缺乏实效的一次性努力。历来为提高公职人员伦理意识、根除腐败而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方法却均以失败告终,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颇多。 如今,既要制定现实、具体且可行的法制改革以奠定防止腐败的基础,并寻求能够使公职人员向国家倾注诚意、为其树立自豪感与使命感的切实可行方案;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可实现性,就必须让人人都能产生共鸣,不能成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伦理意识相脱节的形态。 此外,在社会部门不亚于公共部门地成长、并转变为社会主导阶层的时代,个人部门也应随之展开提升新社会伦理的整体性努力。有人指出,进入韩国的外国人不仅为官僚腐败所困,也对社会团体或私营企业家交易关系中日常化的腐败感到挫败,这说明防止腐败的努力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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