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泰成(媒体人)君主最应警惕之事,是招致百姓的憎恶。而百姓的憎恶,源自君主无故夺取百姓之物。 这是马基雅维利说过的话。他接着说,人们会把自己所有物被夺之事视为永久的怨恨,而古今中外的人们只要自身的所有与名誉不被剥夺,就意外地毫无不满、安然生活。 当今这个时代,已不是君主可以随意夺取百姓之物的时代。也没有被夺之后还会默不作声的百姓。本来就是既无君主也无百姓的民主时代。 然而,虽无随意夺取的君主,这个时代认为自己之物被无故夺走的百姓却意外地多。围绕税收的不平与不满、就工资对立的劳资关系、韩国国民年金与医疗保险的摩擦,甚至高官夫人与财阀会长夫人之间的服装游说疑案,其背景都是“自己之物被不正当夺走”的怨念。 在服装游说疑案中,在刑事责任有无之前,原本就潜藏着一种怀疑的目光——他们自己吃得好活得好,而其来源想必是夺取他人之物而成。即便表达得再文雅,其中也潜藏着曾经流行的相对剥夺感。 国民年金或医疗保险本意是以国家政策保护参保者,但奇妙的是,它招致的反弹恰恰来自参保者本人。自营业者反弹称缴费过重,既有参保者则反弹称自己的份额被新参保者夺走。 昔日的君主只有一人,所以夺与被夺的关系单纯明快。然而到了这个时代,夺与被夺的关系已变得极为复杂。至少从抱怨自己被夺者的立场看,夺取自己之物的小君主多得数不胜数。因此这种怨恨充满整个社会。其中有正当的,也有源于误解的不满。也不乏基于利己主义的无端怨念。 这种怨念又难以用经济合理性说服。于是固化为社会性的憎恶,四处散布。在到达危险水位之前化解这种憎恶,可以说是我们社会所承担的最根本课题。该辨明的是非要彻底辨明,该追究的道理要毫不含糊地追究。
1999-06-06
[经济随笔] 怀疑与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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