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6-04

[经济随笔] 怀疑与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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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泰成(新闻工作者)君主最应警惕之事,是招致百姓的憎恶。而百姓的憎恶,源于君主无故夺取百姓之物。 这是马基雅维利说过的话。他接着说,人们会把自己所有物被夺一事视为永久的怨恨;古今中外,只要自身的所有与名誉不被夺去,人们意外地都能毫无不满地好好生活。 如今这个时代,已不是君主可以随意夺取百姓之物的时代。也没有被夺后会默不作声的百姓。本来就既无君主也无百姓,是民主的时代。 然而,虽已无随意夺取的君主,这个时代里认为自己的东西被无故夺走的百姓却意外地很多。围绕税收的不平与不满、就工资对立的劳资关系、韩国国民年金与医疗保险的摩擦,甚至高官夫人与财阀会长夫人之间的服装游说疑案背后,都以“我的东西被不当夺走”这种怨念为底色。 在服装游说疑案中,在刑事责任有无之前,原初就潜藏着一种怀疑的目光——认为他们自己一伙人吃得好、过得好,而其财富之源必是夺自他人的断定。即便表述得极为客气,其中也潜藏着曾一度流行的“相对剥夺感”。 国民年金与医疗保险本是以国家政策保护加入者,但奇妙的是,它同样招致了并非他人、正是加入者的反弹。自营业者反对缴费过重,既有加入者则反对自己的份额被新加入者夺走。 过去的君主只有一人,因此夺与被夺的关系单纯明快。然而到了这个时代,夺与被夺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至少从抱怨自己被夺而心怀怨恨者的立场看,夺走自己之物的“小君主”多不胜数。于是那种怨恨充满整个社会。其中有正当的,也有源于误解的不满。有些甚至是基于利己主义的毫无根据的怨念。 这样的怨念又难以用经济合理性加以说明。于是凝结为社会性憎恶,散布于各处。在到达危险水位之前化解这种憎恶,可以说是我们社会所承担的最根本课题。该辨明的是非要彻底辨明,该追究的道理要毫不含糊地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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