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自治团体中,居民生活最真切地反映到行政中的现场,正是基础自治团体。然而就城市规划而言,隶属于特别市和广域市的区厅等基础自治团体,却因权限受到极度限制而使自治制度的本意黯然失色,自治权实际上被完全忽视。 限制基础自治团体城市规划权限的逻辑,首先是土地必须从广域视角和城市整体层面加以处理,因此不能将城市规划的决定权委托给作为基础自治团体的区厅。 另一个理由是,若将城市规划决定权委托给基础自治团体首长,首长会以迎合人气为主决定城市规划,令人担忧城市出现无序开发。 对于这种从根本上否定基础自治团体城市规划权限的论据,笔者认为已到了需要转变思路的时候。 以与首尔市城市结构相似的东京都为例,道路、土地区划整理、市区开发事业、城市规划事业、建筑标准行政等面向市民的服务事务,大部分都交由东京所属的23个特别区处理城市规划。尽管如此,至今尚未听说东京的城市规划落后于首尔市,或出现了无原则的城市规划。 而在韩国,完全无需从广域视角处理、仅对特定基础自治团体或特定地区居民有意义的城市规划,例如再开发、城市设计、儿童公园、学校设施决定、邻里公园等,基础自治团体也完全无法决定,必须逐一上报特别市或广域市;在对地区开发状况缺乏了解的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过程中,决定被推迟三四年或城市规划本身流产的情况屡见不鲜。 基础自治团体的城市规划委员会,由比广域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更熟悉当地实情、在资格和专业性上毫不逊色的教授、技术人员、相关专家等组成并运作。 此外,认为由居民选出的区厅长会不顾居民目光、任意向特定人士给予特惠而作出城市规划决定,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无视居民的自治能力,也忽视了当今自治团体首长处于居民监督和制约之下的现实。 首尔有许多因60至70年代江南和市中心集中开发而产生的拆迁户及低收入阶层密集的地区。位于国有、公有土地高地上的简陋违建房,连传统厕所也不足,垃圾处理也依靠人力。在那些必须上下车辆无法通行的陡坡路的地区,仅从全市整体视角强行推行统一标准,施加城市、环境景观等各种城市规划上的限制,似乎并非良策。 如果继续维持只坚持广域城市规划、不考虑基础自治团体能力或地区特殊情况的集权式城市规划,那么在充实地方自治的城市规划领域,自治权的落地恐将遥遥无期。
1999-05-31
城市规划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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