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国政治学会主办、Seoul Economic Daily赞助的“全球化与民营化方案特别学术会议”于7日下午在韩国日报社大礼堂举行。会上,主题发言者指出,所谓“全球化”正是为跨国企业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组,并强调全球化正在损害福利、平等与民主,亟需作出超越全球化的努力。他们还指出,政府目前推进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方向不明确,应借此机会明确方向,同时以此为契机确立新的大企业模式。 ◇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市场进入(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安承国)=全球化的实质含义,并非以全球性相互依存为基础、增进共同利益的公共产品生产,而是保障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组。跨国企业为追求垄断性超额利润,正在扩大全球范围的海外投资与市场进入,尤其加大了对通信、烟草等高收益部门的并购压力。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有必要应对跨国企业不加区分的敌意并购。可运用的战略包括:第一,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增加并购程序难度;第二,与机构投资者建立友好关系;第三,激活面向经营层或员工的股票期权制度等。 另一应对方案是选定适当的投资目标地区、进入跨国企业市场,但像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确实面临增长的极限。为克服这一结构性制约,应在电子、机械、汽车等高附加值产业部门扩大产品差别化、零部件国产化、生产工艺开发等产业内分工。同时,为向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尖端产业转型,应扩大对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投资。 ◇全球化与国民经济(仁荷大学教授金大焕)=全球化所标举的新自由主义名义上强调自由的复兴,但实际上这种自由被限定为“市场竞争的自由”。全球化并不必然是正和博弈,这一点已通过近期投机性国际金融资本引发乃至加剧经济危机得到证明。 由此看来,全球化是人类须共同跨越的对象。现实中超越全球化绝非易事,但并不认为当前这种全球化会毫无挑战地一路得势。对投机性国际资本的监管讨论与“第三条道路”尚未具体化,但两者最终将汇聚为超越全球化的努力。 当下适应全球化并非不必要,但比起向索罗斯乞求美元,更迫切需要像未能成立的“亚洲货币基金”那样超越全球化的努力。在这种国家层面的联合之外,作为全球化受害阶层的劳动者的救济性联合也极为重要。 要使这两个层面的国际联合结合起来并发挥现实力量,最重要的是人类应共同认识到,必须恢复被全球化所损害的福利、平等与民主。 ◇公营企业民营化的展开与影响(建国大学教授李成福)=公营企业承担市场难以承担的部门,除应对市场失灵外,还具有应对剧烈经济波动的功能。除市场失灵明显、维持公营企业为最优选择的情形外,对大多数公营企业实行民营化确有必要。但在经济不稳定之时是否确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民营化,存在时机上的疑问。特别是一方面要求主要财阀和大企业进行高强度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又让其参与收购公营企业,将引发另一些政治经济问题。 提高效率与出售收入最大化这两个民营化目标各有不同背景。目前政府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优先次序不明确,因而在决定具体民营化方案时出现混乱。 尽管强调有主人的责任经营,但承认支配性大股东经营权的只有韩国重工业一家。其余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在民营化之后究竟追求何种所有与治理结构并不明确。 政府应摆脱经营效率化、出售价值最大化这种消极层面,从经济改革、尤其是财阀改革的层面出发,积极重新设定民营化目标,包括确立新的韩国型大企业模式。 ◇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的比较分析(天主教大学教授金根世)=从民营化的动机看,各国都将经济效率逻辑作为基本政策理念提出。但实际上,民营化在各国被用于为不同目的进行正当化。 智利将民营化用于政治理念目的,墨西哥则将其作为克服外债危机的手段。 通过多个民营化案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研究假设与政策选择。第一,如智利和墨西哥那样,对国际贷款机构的财政依赖度越高,越会推行激进的民营化。第二,民营化的政治动机越强,越倾向于采用国民股方式的民营化方法。但这需以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达为前提。第三,当民营化的主要动机来自外部压力时,外国资本的持股比例会较高。 从这一角度看,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正在讨论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方案中,因IMF危机为增加税收而被急迫提出的方案。特别是像外国跨国企业表现出极大兴趣的烟草人参公社这类情形更是如此。应通过多样化的出售方式使治理结构多元化,从而将垄断弊害降至最低。
1999-05-07
“全球化与民营化方案特别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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