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4-29

[东十字阁]官昌与肯尼迪,以及兵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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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社会,统治阶层也曾是克服国难的旗手。新罗时代,统治阶层的子弟作为花郎,平时钻研学问与武艺,在战场上则甘愿舍身。品日将军之子官昌年仅16岁便向百济阶伯将军挑战,数次被俘,最终阶伯将军也因赞赏官昌的气概而将其斩首,这一轶事流传至今。阶伯将军出征前先斩杀家人的轶事,同样说明三国时代所谓高层人士拥有与其特权相称的高尚道德。一直存续到三国时代的道德性,进入高丽时代后逐渐崩塌。在受元朝统治之后,统治阶层中开始出现享有特权却免除义务的所谓道德风险。尤其是这种道德风险到了朝鲜时代变得极为严重。在屡遭外敌入侵之际,平时独占权力与财富的统治阶层,从未站在克服国难的最前线。即便在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等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两班阶层也只带着家眷四处逃亡,一心只顾延续家门香火。当然,也有两班成为将帅、率先投身义兵运动的事例,但那只局限于武人阶层或极少数两班,与两班阶层整体的心态相去甚远。否则,两班免除兵役的制度怎会明目张胆地存在数百年之久。6·25战争时炸毁汉江人行桥,无非是统治阶层这种思维的延续。 相反,在西方社会,统治阶层承担与其特权相称的责任,即所谓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的传统早已牢固确立。与担心身体发肤受损而违背孝经第一条的韩国两班不同,一旦战争爆发,贵族阶层便作为军官甘愿舍身。英语中对军官的称呼SIR与贵族称号“卿”同义,这绝非偶然。 市民革命使贵族名存实亡,但统治阶层的责任意识依然保留。堪称美国第一名门的肯尼迪家族,在二战中失去了身为空军飞行员的长子杰克,哈佛出身的J.F.肯尼迪作为鱼雷艇艇长,曾因舰艇被击沉而险些丧命。6·25战争时,毛泽东与美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也都经历了失去儿子的痛苦。这与6·25战争时我国高层子弟无一人丧命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年年重演的兵役舞弊,正是韩国统治阶层不道德性的最好证明。至于调查结果显示政界人士和财阀子弟无一人涉案,从而(?)确认统治阶层道德水准有所提高一事,其内情则难以揣测。 在巨大的兵役舞弊面前,普通民众反而困惑:这究竟是只享特权、不尽责任的统治阶层的问题,还是修改过于低效的现行兵役制度才是课题。 崔性範 政经部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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