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得豆,种红豆得红豆。”在政府出资研究所工作的C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毕业·41岁)的研究室里有两张书桌。一张用于研究,另一张用于处理各类行政事务。 他近来怀有一个奇怪(?)的愿望——希望能专心于研究开发。 C博士称“业务经验越多、职级越高的研究员,研究时间越是严重不足”,并坦言“如果说初入研究员岗位者能专注研究的时间为100%,那么组长级以上研究员现实中只有20%~30%的时间用于研究活动”。 剥夺研究员研究时间的因素,是他们被要求承担研究以外的事务。不仅要参加政府或团体主办的各类活动,严重时还必须无一例外地出席与官员的酒席。 “我曾轮流与政府官员、企业人士每周一两次应酬。因为这样积累的交情日后往往会转化为研究团队的研究课题中标。感觉本该专注研究的研究员,却像营销人员一样对政府或企业相关人士展开游说战。”这是近期由国策研究所责任研究员转任某大学的N教授(40岁)的证词。 在大德研究园区,像C博士或N教授那样因研究以外的事务而耗费时间,是极为常见的事。 一位研究员自嘲道:“极端地说,韩国的研究技术人才中,交情比研究成果更重要,现实是用于处理行政事务等的时间多于研究活动。” 如此一来,很难期待出现像样的研究成果。衡量研究业绩的代表性指标是专利及实用新型申请。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受理的专利及实用新型件数,从1997年的13万8543件减少至IMF之后1998年的10万4084件。今年截至3月底,专利及实用新型申请件数仅1万9331件,若延续该趋势,令人担忧全年将不足8万件。 政府缺乏一贯性的研究支援政策,对于要求持续性的研究开发活动同样只是绊脚石。 与中国推进共同开发、直到一两年前还备受关注的国策课题“中型飞机开发事业”,如今连能否继续研究都不明朗。一度产业资源部与科学技术部争执各自才是主管部门,并公开承诺给予物质与精神上的不吝支援,但在中国放弃共同开发后,如今因资金负担增加、关注度下降,两部门反而展开了互相推卸的竞争。 航空宇宙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叹息道:“现在研究勉强推进,但部门间互相撒手不管,明年研究能否延续也不明朗”,“近期组成了政府出资研究所联合理事会,让其自主分配执行预算,但这同样只会让游说能力强的研究所优先获得支援,情况似乎不会有大的改变”。 此外,作为未来产业崛起的“虚拟现实”、加快数字时代到来的“双向天线”等,都是在一两年间支援优先顺序颠倒、原地徘徊的代表性研究课题。 要求研究员兼具行政人员、严重时甚至营销员能力的贫瘠土壤,以及动辄颠倒支援优先顺序的现实。 在这样的风气下绝无可能产出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来难以见到搭载新技术的新产品,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在国策研究所工作的E博士(43岁)表示:“研究开发的成果取决于谁在研究过程中投入多少时间与热情”,“在绝对研究时间得不到保障、政府政策支援也缺乏一贯性的这种风气下,期待能与世界竞争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或许是比‘在沙漠里种庄稼’更鲁莽的希望”。/金炯基 记者 KKIM@ 朴熙润 记者 HYPARK@ 金相渊 记者 DREAM@SED.CO.KR
1999-04-14 | 김형기
[动摇的人才大国] 4. 贫瘠的土壤,不实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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