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方案还希望,在日本企业提出请求时,韩国政府应认真应对问题解决,并给予“国民待遇”,使此类措施不至于比外国企业更为不利。日本政府的这一姿态,被解读为旨在消除进军韩国的日本企业的不安感。但两国间协定中纳入此类规定极为罕见,因此我国政府层面有必要进行一次反省。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体制以后,我国在国内企业活动方面持续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有形与无形压力。“韩国是世界上最难开展企业活动的国家之一”——这一批评正源于政府不必要的管制与劳动市场的僵化。 所幸自“国民的政府”成立以来,社会各领域正大力推行改革措施。随之而来的管制革除也在推进,但外界认为仍相距甚远。劳动市场的僵化亦然。虽说引入了裁员制度,但围绕这一制度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民劳总退出劳资政委员会后,韩国劳总随之宣布退出,其核心原因正是裁员制度。这也是不仅日本企业、其他外国投资企业也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 外国企业也是韩国经济的伙伴。去年在IMF体制第一年那样艰难的时期我们能够克服困难,牵引力固然是出口,但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企业国内投资的活跃。去年外商投资达1398件、88.5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反证了韩国的国际信誉度得以提升,成为投资对象。 不应以不悦的眼光看待外国企业。外国政府或企业在投资方面要求我国政府将劳资争议事项明文化,不无过分之处。但也不宜草率地将其斥为干涉内政,或发挥拙劣的爱国心而心生不满。因为外国企业只要在我国开展营业活动,就是我们的企业。如今也是拓宽视野、放眼更远的时候了。
1999-04-05
外资企业也是韩国经济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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