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4-05

[东十字阁] 汽车与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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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户已突破1800万人。仅3月一个月就有300万人加入这一行列。据说4月起取消终端补贴所带来的“特殊需求”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手机人口爆炸式增长,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手机负面功能论”的凸显。手机服务商和使用者正集中受到政府政策与媒体的牵制和批评。源于手机的“问题”是一天都不落的新闻。从服务商的立场看,虽然有许多“委屈之事”(在其他行业也大量出现),但在手机领域被格外放大。 看到这一现象就会想起汽车。90年以后汽车走过的“艰难之路”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真正的汽车大众化时代开启)→▲第二阶段(汽车负面功能集中凸显)→▲第三阶段(抑制汽车供给政策)→▲第四阶段(使用者费用负担加重)。 进入90年代,汽车一年普及超过100万辆。关于汽车的负面功能论成了一天都不落的常客新闻。汽车是“奔跑的凶器”。政府以此为借口,竞相推出各种管制措施。普及量突破1000万辆后,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的管制达到顶峰。 而现在,汽车使用者从购买到使用必须付出“世界最高的代价”。附加在汽车上的税有13种之多。作为单一品目所征的税,这是世界记录。种类多,税额自然也是“世界顶级”。其火星还蔓延到相关产业。汽油上加了目的税性质的交通税,再加教育税,消费者价格中近80%是税。当然,无论比例还是金额都是“世界顶级”。 从汽车走过的路来看,手机现在可以说正处于由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的时点。全体国民三分之一以上所享受的手机便利性和经济效果却一字不提。而且取消了终端补贴。从企业立场看,这本可以是减轻消费者初期负担的优惠。何况这是消费者自己意愿下的选择。 正如汽车那样,加在手机上的各种管制和压力再一次向我们抛出严肃的问题。限制开展多样营销活动的企业权利、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利的政策是否可取?对相对贫困的人群,以及今后将享受移动电话优点的新一代加重负担的政策是否可取?通过负面功能的舆论造势而导出消费者负担这一结论的政策是否正当? 即使大家都认同服务商在“手机管制论”面前难以完全免责,这也不应被用作消费者负担与管制的逻辑。 朴远培 企划特辑组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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